掌握历史，了解军情，本文由27军事网为您收集整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王铭章将军
王铭章身中7弹,腹部洞穿,鲜血喷洒在城墙上。他仍挣扎着站起来,大喊道:“你们不要管我,继续和敌人拼!”最后见事已不可为,为了不当俘虏,王铭章举枪自杀,壮烈殉国,实践了他“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豪迈誓言。滕县一役,川军王铭章部5000余人几乎全部阵亡,毙日军4000余人。
王铭章将军,字之钟,四川新都泰兴场人,1897年7月4日生。父王文焕,母邱氏,经营小商业为生,家境清贫。双亲早年相继病逝,遗王铭章兄妹3人,生活窘迫。王铭章“幼而敦敏”,家人器其“聪慧”,乃“撙节衣食”,于1898年,供其入泰兴场初级小学读书。1905年,王铭章由叔祖父王心田资助,以优秀学业投考新都县立高等小学,名列榜首。1909年,到成都入四川陆军小学,选择了戎马生涯的道路。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包围成都。就读于四川陆军小学时年18岁的王铭章,毅然参加了同志军,投入与清政府军的战斗。辛亥革命成功后,四川军政府新成立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原陆军小学尚未毕业的学生,即转入该校学习。1914年,王铭章从陆军军官学堂毕业后,被分配至川军刘存厚部供职,初任见习排长,后升排长。1916年初,为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率护国军入川与袁军对垒。王铭章随川军第二师参加了护国之役,转战于泸县、纳溪县一带,负伤,升任连长。1917年,川滇战起,川军刘存厚部与滇军罗佩金部、黔军戴戡部战于成都及仁寿县。王铭章身负重伤,功升营长。越年,调往越西县,兼冕(今冕宁县)、越清乡司令。1920年,川滇之战又起,王铭章率部转战于资、内、泸、渝等地,以功升川军第七师二十五团团长。
1922年,川战复起。王铭章随第七师参加内战,率部转战渝、万。升第十一旅旅长。1924年,川战平息,移防德阳县,晋升第十三师师长,隶属于“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部”。北伐战争开始后,川军奉令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在所辖德阳、什邡、绵竹3县防区内,颇能节用息民,摒绝苛扰,小有名声。
1932年冬,割据成都的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内讧。时为田部师长的王铭章奉命率部与刘军在成都市区展开巷战。战争中,尤以争夺皇城内煤山制高点的战况最为激烈,王铭章被上司认为骁勇善战。刘部二十四军被逐出省城后,王铭章兼任成都卫戍司令。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境,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国民党中央和四川军阀大为震动。蒋介石急欲扼杀川陕苏维埃政府这一新生的红色政权,1933年春,任命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部“剿匪”军编制分左、中、右3部,王铭章为左纵队司令,驰赴广元向革命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夏初,奉命进攻柳林溪、大小骡山,与红四方面军主力接触。被击溃而退守嘉陵江右岸。是年7月7日,刘湘被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组织川军六路围剿川陕根据地,田颂尧担任第二路总指挥,王铭章率部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合,全歼二十九军主力于嘉陵江及涪江地区。蒋介石“难于再次姑容”,撤销田颂尧本兼各职,以该军副军长孙震“戴罪图功”升任军长。后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王铭章任第一师师长。同年7月,赴峨眉山军训团受训,被授陆军少将衔,任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辖三六四、三六六两个旅共4个团。1936年春,王师调雅安、天全、宝兴等县,阻击我工农红军。同年秋,移防川甘边境碧口、文县、武都3县,王铭章晋升中将,被授四等云麾勋章。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翌年夏,王铭章回师广元,移防德阳待命。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川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当时任一二二师师长的王铭章将军亦请求率部开赴前线作战。当时,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作战,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王铭章所在之第四十一军与四十五军、四十七军编为第一纵队(后改称二十二集团军)。经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9月6日,王铭章在德阳县广场召开出川抗日誓师大会,他慷慨激昂地宣称:“我王铭章此次出川抗日,不成功,便成仁。成仁就是壮烈牺牲……”“我过去不知为谁而战,为谁而死,我率领你们参加过多次内战,都是互相残杀,给地方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今天我们奉令出川抗日,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民族生存而战。愿与诸君,共赴时艰……”次日,他返回家乡,辞别父老,安抚亲人,预立遗嘱:“誓以必死报国。将积年薪俸所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用,余以建立公益事业。”然后率全师士兵,执窳劣枪械,负粮秣给养,着单衣草履,背竹席斗笠,徒步出剑门,过巴山,越秦岭至宝鸡。
部队到达宝鸡后,因晋北忻口与晋东娘子关受日军猛攻,战况紧急,西安行营奉转蒋介石命令,要二十二集团军立即由宝鸡乘火车直开潼关渡河,归第二战区战斗序列,驰援晋东。王铭章之一二二师为前卫部队,10月14日到风陵渡,渡过黄河进入山西。15日,王铭章在赵村车站号召三六四旅全体官兵要“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19日,三六四旅到达太原后,接到负责指挥正太线作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纮的命令,东行至岩全镇。24日又接到黄绍纮命令“即刻出发迎击西进之敌”。由于情况不明,25日拂晓,三六四旅在东回村与日军遭遇,尚未部署完毕即遭日军炮火袭击,在战斗中,敌军使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火焰喷射器甚至毒瓦斯肆虐以逞,我军凭着旺盛的士气,用手榴弹、大刀与敌拼搏,血战竟日,伤亡近2000人,当日夜晚撤退。事后,战区当局认为:“王师在晋东作战中,英勇善战,殊堪嘉奖。”由于黄绍纮直接指挥师、旅、团,部队建制被分割,以至于被敌各个击破。当王铭章到达前线时,一二二师已处于混乱状态。经过两个星期的作战,四十一军伤亡近半,为利于今后作战,军长孙震整编部队,每旅两个团并为一个团,一二二师2个旅4个团缩编为2个团(旅番号继续保留)整编后即12月下旬,津浦线战况吃紧,二十二集团军东调徐州,增援鲁南战场。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遂沿津浦路南北对攻,企图攻取徐州,徐州会战开始。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津浦路南段的日军进攻势头被阻,两军形成隔淮河对峙的局面。津浦路北段因韩复榘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退,济南、泰安、曲阜等地弃守;形势万分危急。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急赴鲁南,增援北线作战。
1938年1月上旬,二十二集团军抵达临城(今薛城),以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均部署于滕县(今滕州市)北。一二二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准备扼守滕县。3月上旬,日军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并以小部队及飞机向四十五军阵地反复进行侦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10日,孙震为加强守备,重新调整部署,将预备队一二二师师部调进滕县城内,任命王铭章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二二、一二四师。王铭章令三六四旅张宣武团进驻滕县以北的北沙河,部署第二道防线;三六六旅王文振团进驻滕县东北的平邑城前,以掩护第四十五军阵地的右侧背,并防备临沂方向之日军第五师团的侧击。王铭章临危受命,坦然自若地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劣的武装,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二十年川军内战的罪愆了。”
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向滕县外围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展开全线攻击。经一日激战,界河一线的守军正面阵地屹然未动。15日晨,日军继续猛攻界河四十五军阵地未能得逞。同日,另一部日军约3000人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东防深井的我一二四师三七〇旅进攻,该旅伤亡惨重。王铭章为防止敌人由深井向滕县左后方迂回包围,急调在滕县担任城防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驰援三七〇旅,经激烈战斗,终于稳定了防线。15日中午,王铭章为防敌人乘隙渗入滕县左侧,命令在北沙河的七二七团抽出一营兵力,到滕县西北的洪町、高庙布防。
15日下午,日军以界河正面守军阵地仍未被突破,遂遣兵力万余,由龙山以东向滕县方向右翼迂回;下午5时许,其先头部队已分别进至膝县东北十余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日军的企图是撇开正面阵地,直接攻击滕县县城,迫我正面阵地不战自弃。此时,滕县城关仅有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3个师部和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和一个卫生队,还有滕县县长周同率领的警察和保安队四五百人,滕县形势十分危急。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的大部兵力均胶着于第一线,只有在平邑方向的一二二师三六六旅王文振团尚未与敌接触。王铭章急令该团火速回援,但该团远在百里之外,缓不济急,且难保途中不被敌阻拦。王铭章向集团军总部请求援兵,而二十二集团军总部掌握的唯一一支机动部队是四十一军直属特务营,孙震只留一个手枪连担任总部的警卫,令营长刘止戎率3个步兵连星夜乘火车开赴滕县。王铭章再命三六四旅张宣武团长从北沙河阵地抽出一个营,跑步回救。截至15日夜,滕县城关的战斗部队,共为1个团部,3个营部,10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另有师、旅部的4个警卫连,还有临时来城领运弹药的一二四师一个步兵连。加上警察和保安队,合计3000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不满2000人。王铭章命从平邑赶到的三六六旅一个营扼守县城东关,三六旅一个营担负东西两面城防,军特务营担负南北两面城防。
王铭章自率师部在西关指挥。当夜,部队急筑工事,搬运弹药。对于敌强己弱的形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但他抱定以死报国之心。
16日黎明,日军继续向界河一带四十五军阵地猛攻;迂回至冯河、龙阳店一带之日军开始向守备滕县东关的警戒部队进攻。8时许,敌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同时,敌飞机十余架飞临滕县轰炸、扫射。驻在西关的王铭章在敌开始轰炸后,通过电话询问情况,随后跑步进城,与同僚、部属协商判断东郊之敌即将大举进攻,大战迫在眉睫,作战应变方案有两个,一是死守孤城;二是出城机动作战。会后,王铭章立即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报告,孙震答复说:“委员长来电话要我们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集团前来解围,汤部的先头部队昨日已到临城,其后续部队亦正陆续赶到。我当催促王廉仲军赶紧北上,你应确保滕县以待援军。你的指挥部应立即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如兵力不够,可把城外所有的四十一军部队调回一城内,固守待援!”王铭章下定了决心,昭告全城官兵,“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还命令将南北城门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和直属部队也由西关移进城内。
日军自16日8时开始,持续炮击了两个小时,10时许停止射击,沉寂了约30分钟,突然集中炮火猛轰东关南半部寨墙的突出部,炸开了十余米宽的一个缺口。敌集中数十挺机枪对准缺口扫射,以掩护步兵进攻。守军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隐蔽在缺口两侧,当敌兵约五六十人刚下到寨壕将要向缺口冲锋时,向敌猛投手榴弹,将敌大部歼灭。就这样,担负缺口段守备的一连,接连打退敌军3次冲锋,而自己也伤亡近百,由预备队替换下来。。当午2时,日军再向东关东北角猛攻;5时,又猛攻东关门,均被守城部队击退。日军遗尸累累,守军亦伤亡惨重。当晚,战斗停止。
滕县正面四十五军部队经3天浴血奋战,伤亡过半。16日午,正面阵地被敌突破。四十五军从滕县两侧撤退。当晚,四十一军一二四师和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奉命陆续进入滕县。三六六旅中途遇敌,绕道到达临城。王铭章根据兵力变化情况,重新调整部署。同时,命令各部抓紧补充弹药,构筑工事;在城墙下隐蔽的部队,每班扎一架云梯,随时准备登城反击。
援军汤恩伯部王仲廉军15、16日陆续到达临城,先头部队一个团刚下火车,孙震以滕县情况紧急,令其前往增援。该团在南沙河遭围攻滕县日军一部攻击,不支溃退,其他各部仅在南沙河警戒。其军部到达后,得知滕县正受强大敌军围攻,便借口机动作战,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北峰山以东地区开去。于是南沙河之敌向前推进,二十二集团军总部不能抵抗,遂后撤至运河南岸利国驿,从此与滕县守军失去联络。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3月17日,北风凄厉,阴霾满天,滕县保卫战到了最后阶段。
日军在滕县碰上硬钉子,出乎意料,遂于当夜,调集精锐部队,配属数十辆装甲战车和大量炮兵,拂晓开始,敌以每分钟10发以上的密集火炮轰击,20多架飞机低空投弹扫射,房倒屋塌,硝烟弥漫,全城一片火海焦土。两个多小时的轰炸之后,敌开始向东关进攻,以十余辆坦克为先导,掩护步兵从东寨墙的缺口冲锋。东关守军冒着敌人炮火,在近距离用手榴弹、大刀顽强抗击,与敌展开殊死搏斗,伤亡惨重。另一部日军向被轰塌的东南角城墙进攻,守军一个连,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战车两辆,在敌密集火力射击下,该连伤亡殆尽。敌步兵40余人冲上城角,守军另遣一个连向突人之敌反击,经激烈肉搏,全歼突入之敌,该连官兵仅剩14人。王铭章一面督师迎战,同时电告总部:“敌步兵登城,经我军冲击,毙敌无算,已将其击退。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下午2时,敌继以重炮猛轰南城墙下街道,同时,敌机20余架轰炸南关,墙毁关塌,几夷为平地。我方工事全被摧毁,守土将士血肉与砖头齐飞,团长王麟等均在战斗中牺牲。此时城内,炮弹如雨,火光烛天,尸横遍野,血溅长街。敌军攻占南城墙,东面日军集中兵力猛攻东关,散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入东关。王铭章见援军无望,知道这是最后报国的时候了。立刻向临城总部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此时,他以严肃的态度,泰然的神情,和缓的语调,向在旁的滕县县长周同说:“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早已“愿先民而死”的周县长回答说:“守土有职,这4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悲壮凄凉,溢于言表!二人互相凝视握别,奔向各自的阵地去指挥,参与巷战。
日军占领南城墙和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毫无惧色,巍然雄立于县城十字街口指挥督战。他紧握手枪,忿声怒吼:“兄弟们!我们要坚持最后一分钟,要拼到最后一滴血!”逐街逐巷与敌争夺。此时,占领南城墙之敌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从西南城角向西城墙逼进,敌炮兵集中火力射击西门城楼。守军失去城墙等工事掩护,暴露在敌火力之下,伤亡极大,仍坚持抵抗。下午5时,敌占领西城墙和西门,王铭章命令城内各部与敌巷战,西关守军死战待援,自己登上西北城墙,亲自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因敌火力猛烈,城墙上毫无掩蔽,该排全部阵亡。此时,王铭章到西关指挥守军继续战斗,行至电灯厂附近,遭西门城楼敌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身中7弹,腹部洞穿,鲜血喷洒在城墙上。但他仍挣扎着站起来,大喊道:“你们不要管我,继续和敌人拼!”最后见事已不可为,为了不当俘虏,王铭章举枪自杀,壮烈殉国,实践了他“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豪迈誓言。同时殉难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等人,县长周同等人也相继牺牲。黄昏时分,日军终于攻占东门。至此,日军已占领滕县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但城内仍有零散守军官兵不停地袭击日军,与日军进行巷战,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直至18日午时全部战死。
滕县一役,川军王铭章部5000余人几乎全部阵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
王铭章将军殉国后,其警卫副官李少昆含泪将其草草掩埋,便乘夜幕潜回临城总部汇报。几日后,李少昆等3人奉命返滕寻找王将军遗体。他们来到西城门外,见日伪戒备森严,一连几日难以接近城壕。正当他们焦急万分时,偶遇城郊农民刘兆福。交谈中,李少昆觉着刘兆福正直、爱国,遂以实相告。刘听说寻找王将军尸体,很愿意竭力帮助。为安全保密,他将李少昆等领回家中隐藏。其后,刘兆福介绍李少昆等结识了城里的王姓泥瓦工,王又通过关系与县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经过七八天的秘密活动,终于制定出寻找、抢运王将军遗体的稳妥计划。4月初,在红十字会人员的引导下,5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西门外城壕边。李少昆找到暗记,轻轻扒开土,遗体露出。经仔细察看、辨认,确系王将军后,几个人立刻用席子将遗体裹住,由刘兆福等人用小车连夜送往徐州总部。后王将军遗体被转运武汉。
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4个半昼夜,粉碎了日军南犯徐州的诡计,为鲁南会战赢得了时间,为围歼敌板垣、矾谷两个师团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立下不朽功勋。对此,国民政府特颁发褒扬令称:“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志行忠贞,此次于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以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忠烈,以资矜式。”徐州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蒋介石在战役结束后的3月30日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复电报:“王故师长铭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给特恤一万二千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绩宣付史馆,以资矜惜,而慰忠勇!”
1938年5月9日,武汉各界组织了“王铭章上将治丧委员会”。王铭章之弟王少容赴汉口市商会参加治丧(因王铭章之子女当时均幼小,王道鸿13岁、王道义11岁、王道纲9岁、王道智7岁、王道忠不满1岁,均不能到汉口),由王少容代表将军家属主持公祭典礼的答谢仪式。王将军灵柩到达汉口,武汉各界6000余人在大智门车站迎候;而后将军灵枢再经重庆、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自发的群众路祭络绎不绝,各地纷纷隆重举行悼念、祭奠仪式,英、法在长江的船舶,都鸣礼炮并下半旗崇敬志哀。在武汉举行迎灵公祭仪式上,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二十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还联名撰赠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1938年6月15日,成都8万多人到牛市口迎接王铭章将军亡灵;各界人士为王铭章将军举行了隆重公祭后,将军的忠骸即运返原籍新都县。新都举行数万人公祭,数架飞机在空中散发宣传他事迹的传单。奉安于国葬墓园,并建立了专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了“壮节殊勋”4个大字墓园之门额,楹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所撰:“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忱垂宇宙;闻鼓鼙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国共领导人及民众哀悼王铭章的挽联很多,择几联如下:
一旅守孤城,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是真炎黄子孙,流芳青史;
万人兴义奋,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将使沦亡大地,复兴中华。
——八路军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合挽王铭章
云暗鲁天,魂归蜀道;
忠昭党国,绩著旌旗。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挽王铭章
君真三峡豪,拼血肉作墙垣,顿使瓮城成铁壁;
我忝五区帅,率健儿驱丑虏,誓将凯奏慰忠魂。
——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挽王铭章
徐淮劳捍卫,扼险绝援。成君之勇,见危受命,成君之仁,忠骸为垒血为壕,奇节已昭堪不表;
风雨促悲怀,歼仇报国,与我同心,明耻教军,与我同志,英气在天魂在阵,故人相助必如生。
——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挽王铭章
以岳武穆精忠,保大中华圣地,血战挫妖氛,回首齐州烟九点;
于滕文公旧治,驱三个岛蛮夷,将星沉碧海,伤心蜀国泪千行。
——四川省成都市民众挽王铭章
成都各界在少城公园铸竖了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成都青羊宫附近(今蜀锦厂邻近)葬有将军及同时殉国的第一二二师少将参谋长赵渭滨将军的衣冠墓各一座。从此,忠烈事迹,长留天地。
198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
王铭章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侧森林广场内。2003年修葺一新。坟冢前立有王铭章掣马奔腾铜像。墓碑上有“王铭章烈士之墓”几个大字。墓地环境优美,临近公园湖泊、城墙,为新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场所。
王铭章是川军抗战的卓越代表。
历史上,川军以善打内战著称,从1912年成都的“省门之战”算起,各派系军阀之间的混战达487次,坑苦了四川的百姓,名声很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也唤起了川军的爱国良知。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川军终于放弃内战,致电国民政府,请缨出川抗敌。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多万川军出川抗战,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中国共产党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士曾作过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蒋介石,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亲历者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两个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刘湘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条;妇女会赠手巾250打……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在台前上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共有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的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四川各地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在抗战时期,四川(包括重庆)人口是5274.4万,此为1933年统计,往后数目变化不大。川军在全面抗战开始后马上成建制地出兵40万,再加上抗战中四川出壮丁是近258万人,另外加上西康省、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3万人,按照这几个数字计算,四川抗战出兵已超过300万,达到310多万人,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平均每17个四川人就有1人参加抗战。不过按照当时战争时期正常的最大的极限征兵比例(大致12∶1计算),四川17∶1的比例是正常的。当时全国唯一一个被超负荷即超过12∶1比例征兵的,只有广西省,广西当时全省是1200多万人口(也有说是1400多万,但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外来迁徙人口,因为广西很长时间也是后方,难民不少,现在一般统计各省参战人口,在户籍上都不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如果有外来的难民参军,一般是按照该难民的原籍省份兵员计算)。全面抗战爆发,桂军随即组成4个军15万人开赴上海前线,在其后8年抗战中,广西共出兵130多万人,征兵比例高达8∶1,极大超过了当年的征兵极限,也是全国各省出兵比例最高的省份。还有一个省份出兵比例也接近极限,就是贵州。贵州抗战时期全省人口是1060万,是南方各省人口最少的省份,贵州抗战出兵75万,比例为14∶1,仅次于广西。
日本侵略军武器精良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世界”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士兵,毫无畏惧,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1月28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刘湘在全国各大军阀中,抗日做的是最决绝的一个。死前他留有遣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即一条破枪加提杆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抗战8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六师和川军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二十六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二五五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就是英勇顽强地鏖战了7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护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二十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也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八○四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至于滕县之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抗战8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份之冠!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8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抗战岁月,四川的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曾任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此时全场哭声大作,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2,500余人被炸死,2.6万余人被炸伤,财产损失难以统计。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又来空袭成都,横冲直闯。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自杀式地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关注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曾与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盟军要配合中国空军作战,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轰炸、驱逐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厂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讲:他当年才13岁,也身着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赳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从中国第一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到这一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魂飞魄散。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广播,以凄哀声音向中美苏英等盟国宣告投降。傍晚时分,全中国的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全中国沸腾了,巴山蜀水格外热烈!这是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拥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难以数计的抗战牺牲者的眷属,泪流满面地大声狂叫着亲人的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