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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
1942年，河南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场灾难从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在这次大饥荒中，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人们逃难的故事。温故1942，从当下出发的镜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出来。历史链条中的的中原饥馑，饿殍、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
战乱天灾袭击中原
大公报记者秉笔直书
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89万死亡者的姓名，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刻满了黄河两岸。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损失惨重。
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4年，一场天灾人祸袭击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后，大地连一点绿色都不留。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省政府虚报灾情。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仍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当时，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三四十万军队驻河南等地。豫南大灾，汤部仍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汤粮”。他的所谓救灾只是表面功夫，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为防日军来犯，他还强征民工数万人大修黄河。结果工程没有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害之一。
最先揭开河南大饥荒的内幕是《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在长达6000多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中写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这篇报道被《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改了标题，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未经任何删改发表后，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大白于天下。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停刊事件”轰动大后方，复刊后民众争购《大公报》，其发行量从停刊前的6万份激增至10万份。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外国记者深入灾区
白修德向蒋介石面陈灾情
《大公报》的报道，震撼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西奥多·H·怀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弟子)，出于人道主义的使命和记者探求真相的责任感，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几经辗转来到河南。
在洛阳，白修德、哈里森·福尔曼以及洛阳天主教会主教美国人梅根，骑着马在河南乡村调查。马背上的两个星期所见，惨不忍睹。
这两位西方的记者，被河南人间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眼下已经锐减到大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至180人之间。还活着的人都骨瘦如柴，卷缩在麻袋片，在大街上游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白修德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以中国政府领导者对待媒体和记者的方式，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显然，宋美龄被拒绝了。出生在山东半岛的美国传教士之子卢斯，经营着《时代》周刊这一传媒帝国，喜欢中国，也支持中国的抗战。但他反对政府对媒体运作的任何干预。宋美龄这招在美国，当然不灵光。
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不得不接见白修德。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无冕之王与中国元首的见面。
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1943年，白修德深入河南灾情采访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灾难真相的腐败黑洞
河南大饥荒的因果报应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任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这年春天，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同古战役和仁安羌大捷昙花一现之后，中国远征军开始溃败，10万远征军入缅甸作战，5万人葬身缅甸的雨季热带森林中。就在这一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爆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南大饥荒爆发。
蒋介石为何对河南的大饥荒置若罔闻？为何对赈灾不力？这背后有怎样的隐情？
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这样的粮源兵源重地，在蒋介石看来，应当太太平平才够面子(即使不太平，也要粉饰太平)。由于国民党地方官员时有谎报、瞒报灾情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对灾情的电报的确不相信。
另一方面，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很多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横征暴敛，以战争的名义增加百姓的负担，导致灾害的恶化。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借战争、国难、天灾中饱私囊。
河南大饥荒的历史因果报应很快就来到了。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愤怒，要比饥饿和死亡更酷烈；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历史性的一幕”出现在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做最后的挣扎。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积怨已深的农民，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被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农民束手就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蒋介石也会这样想吧，他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为土地而战，还是为百姓而战。谁也无法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怕就怕对比啊！结果显而易见，直接导致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949年，国民党丢掉大陆，在与中共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绝非偶然。民心就是江山，国民党在处理河南大饥荒时就已经埋下溃败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