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收兵时对转移的组织缺乏周密计划，没有估计到敌人很快向我反击，特别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纵队为先导向我反攻和追击，……因此收兵时没有组织好交替转移，高级指挥机关没有实行交替转移，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我军回撤失利，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其中60军180师遭受损失极其严重……。
于志愿军司令员开了口，3兵团和60军对180师的处理就没法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他们把180师的失利定性为“指挥员的政治动摇，右倾怕死”。
3兵团政治部主任：“谁叫你们搞分散突围的，把一个师让敌人给消灭了，是罪人!郑其贵，我要点你的名，你提出和决定分散突围是错误的……，这是政治动摇，右倾怕死”。
60军政委：“我再说一次，180师这次全师覆灭这样的失败，军事指挥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动摇是基本原因，只能说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造成被围的原因，不是覆灭的原因。比如情况判断错误、机械执行命令、对公路控制不明确、情况紧急友邻不能及时支援、粮食供应等等，都有关系，也很重要，但不是基本原因。……这次只要我们政治上顽强，(180师)不但完全可以出来，打得好还会取得胜利”。
1987年原60军军长中将韦杰在弥留之际说：“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然而，在韦杰回忆录(1986年)中却还坚持这样的说法：“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动摇，惊慌失措，右倾畏缩，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沉着，细密组织与部队同德同心”。
在3兵团和60军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企图把军和兵团应负的军事责任说成是180师师长政治动摇使其陷于不公不义之时，带兵杀出重围的538团参谋长胡景义拍案而起：“我认为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不切实际。180师的失利，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不能把军事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动摇。
实际上是，28日拂晓前，集中突围的条件没有了。当27日夜再次突围中在敌人炮群、飞机、坦克的袭击下，部队失去掌握，没有完整建制单位，各机关、连队、干部、战士实际处于分散无法指挥的状态，成了敌人的炮击目标，更主要的是饥饿，走不动路，敌情、道路不明，又没有部队接应。在这种情况下，师长才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争取减少损失，摆脱被动，保存现有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不得已而行之，应该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一个师指挥员对于险恶情况的紧急处理是允许的”。
在今天军事学院的战例分析中，大概没人会反对胡景义实事求是的立论。
许多与郑其贵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都不同意韦杰的评论，因为他们都认为：郑其贵的军事指挥并不一定称职，但政治上是坚定的。
郑其贵和他指挥的180师，坚决执行掩护兵团撤退和伤员转运的命令，无愧于军人的责任、荣誉和道德。
50年过去了。
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一支部队叫180师，或者有一支部队承认180师是它的前身部队?不知道郑其贵和他的战友们是否还在人间?
这是一支曾受到不公正处理或者有意污辱的部队。
希望人们不要忘了在北汉江畔、鹰峰之巅、济州岛上的那些弹尽粮绝为国捐躯的忠魂，不要忘了那些回到祖国后长期饱受曲辱的战俘……。
别忘了，千万别忘了，要象记住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一样，记住志愿军180师的将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