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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作为一个领导世界的稳定器似乎正在转变成一个领导世界的振荡器。促成这一改变的背后是对早先霸权的恋恋不舍。但事实上，这一霸权早已成为历史。
战后优势成就美国霸权
美国要求继续执掌全球领导权主要是对二战后秩序的一种继承，当时美国领导人打下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多边基础，外交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为世界绘制了一个大蓝图，创立了一个全球新协定。这一新协定主要依赖两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全球经济合作。为了防止重新陷入20世纪30年代毁掉了全球经济、将欧洲和亚洲拖入战争的保护主义和面向国内的政策取向，全球重建者们将各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惯例。结果，全球经济出现了大繁荣。从1950年到1973年，受全球贸易年均增长8%的刺激，全球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合作取得了胜利，相互依存带来了繁荣。
第二大支柱是国家政策。为了应对自由贸易和相互依存带来的冲击，各国政府在国内创立了安全保障网络和项目来管理风险，保护受冲击者。从社会福利到工作场所保护，从资本控制到扩大教育，国家政策缓冲了市场的伤害，帮助家庭适应商业和技术变革。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有许多得到了延伸，也覆盖到那些从波多黎各到美国，从意大利到加拿大，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从柬埔寨到澳大利亚的背井离乡者。
这就是战后自由秩序中出现的全球新协定：一整套连贯的、互为补充的政策，在打开边界的同时，保护社会免受跨边界整合所带来的伤害。
但是，它是不可持续的。在70年的时间里，基石发生了挪移。现在，在特朗普主义中，我们正在目睹它临死前痛苦挣扎。而且我们无法重新创立带来那一协定的条件，无法重新创立与这一协定相随的相对稳定的年代和人们的容忍；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了。
在1945年华盛顿领导的重建之初，美国经济规模大于整个欧洲、日本、苏联经济加起来的总和，因为一场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其他所有大国的生产能力。战争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强国，但它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去欺压邻国。因为它不需要。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最了不起的是，全欧洲和亚洲的精英们都对战后一体化的基本点持赞成态度。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全球新协定为他们带来了资源和市场，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重建经济与社会。而对美国来说，在大萧条时期被内向政策抑制的制造业商品和投资市场被打开了。据最近的一项估计，战后迅猛增长的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30万至197万个工作岗位。
战后新协定并不是依赖霸权来迫使其他国家参与。它所依赖的是有人来对一整套新系统进行协调，这一新系统包括货币管理，对拆除贸易壁垒和达成一致标准进行谈判等等。总之，需要一个领导者来确保新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运转起来，确保每个部分都能够就位。人们一直很清楚，这个领导者是美国。当占有绝对优势时，担任领导角色是很容易的。
偶然事件延续战后体系
但不久，这一模式的成功便开始慢慢削弱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接下来，美国进行协调和领导的能力也逐渐被削弱。战后全球整合非常成功，日本和德国很快便寻求获得市场份额，最后中国、韩国、巴西等也有了这样的要求。到上世纪6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便不得不在美国本土与丰田竞争。全球贸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进一步繁荣。
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这种滑坡差一点就在很早以前引起战后体系的解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首次出现衰退，无产者规模扩大的迹象无处不在：工厂关闭，纽约破产，1978年至1979年的冬季英国停电导致人们在黑暗中发抖，福特汽车公司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直线下降。国际智库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预测，增长即将结束，一个匮乏的黑暗时代即将到来。
1970年，一辆福特汽车在组装中
但正在这时，原有国际体系得到了两条几乎不可能的新生命线。
第一条生命线以信贷的形式出现。随着对银行的管制和限制被撤销，借贷飞速增长。1973年后，全球金融产业腾飞。10年之中，金融市场增长了400%。纽约证交所每天交易额从1970年的1000万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超过10亿美元。至此，不仅是商品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资本也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但以债务形式（包括家庭债务和政府债务）存在的金融相互依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信贷市场总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从1970年到1998年翻了一倍，之后继续猛增，并且从来没有减少过。去年全球债务已经扩大到152万亿美元，超过全球产出的225%，其中一半债务落在政府肩上。所以，尽管税收和个人收入缩水，私人和公共债务使得消费得以维持。
第二条生命线是廉价的化石燃料。新油田的发现和天然气的更多使用使世界渡过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除去乔治·W·布什总统在任期间出现的短暂上涨外，能源价格一直保持着长期的下降趋势。
我说这是两条“几乎不可能”的生命线，是因为我们这些关注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数据的人倾向于将“能源危机”和“债务危机”视为全球繁荣的两大杀手。但事实上结果却正好相反。
如果说低廉的能源价格和信贷似乎解决了一时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持续的惊人事件也帮了忙。1989年，美国的领导地位至少是暂时得到了又一次延续。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以及有关历史终结的一些说法重新创造了某种美国的伟大感和自由市场的胜利感。
美国秩序彻底走到尽头
然而，这一狂欢遮盖了进一步侵蚀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深层次结构性变化。在苏联集团垮台的背后，是亚洲经济的大幅崛起。与此同时，德国也提升了其汽车、飞机和医药产业的实力。
但人们不可能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低价能源和信贷的依赖现在受到了打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带来了气候变化，与此同时，大量未受保护的无产者在沃尔玛和家得宝公司打零工以补贴家用。
现在，全球贸易秩序受到的威胁是自193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而且无人能救。戴维·卡梅伦搞砸了英国的脱欧运动。希拉里·克林顿面对人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误解结结巴巴，而每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提及，她又显得畏畏缩缩。此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承诺用更多的碳排放和更多的信贷，以及一场重商主义者的十字军东征来复兴一个僵尸版本的“伟大美国”。
全球一体化有赖于美国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扮演一个重要的稳定角色。在经过漫长的70年后，美国领导的秩序走到了尽头。无论如何，它已经失去了动力。但接下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缓慢衰落过程。为了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同赞成破坏贸易条约者达成的联盟将颠覆自1945年以来就一直被传承的大战略。并且华盛顿的新政权现在发誓要做的是成为导致全球不稳定的单一和最重要的策源地。
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中将不再有某个单一的主导角色。世界还需要时间来对一个没有主导力量领导的观念加以理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美国领导形成的长期一体化进程和相对的宽容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本文为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1月20日文章，原文标题：《特朗普正在宣告战后国际秩序的破产》，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 阿德尔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