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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美军核动力航母--“斯坦尼斯号”在中国南海游艺
美“亚太再平衡”难根本转变 更可能“重返中东”
“调整亚太战略”“增加陆军数量”“研发新型装备”……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就美国家安全战略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近期特朗普密集提名了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人选，折射出美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
聚焦美新政府国家安全战略
近期，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公布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人事布局，圈定前国防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提名退役美军上将、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在主管外交的国务卿提名上，目前共和党精英层代表罗姆尼呼声较高，即便罗姆尼的提名出现变数，但是彼得雷乌斯、朱利安尼、约翰·博尔顿等其他候选人也都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理念，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尽管最终提名尚未尘埃落定，但这些人选已从侧面折射出共和党新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走向。
“亚太再平衡”难根本转变
时代在变，但基于特定环境而产生的民族性格和战略思维定式，却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发生改变。历史上，作为海洋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战略思维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称霸欧亚大陆，从而挑战其全球或地区海洋霸权，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二战期间美联华抗日、冷战期间的拉中反苏，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源于国际经济、政治重心日益转向亚太的趋势，这一战略思维已在美国军、政、学界以及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精英层达成高度共识，成为美未来全球大战略的既定方针。这也决定了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不大可能因政党轮替、竞选言论或总统个人喜好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在这一战略思维引导下，美新政府很可能延续前任政府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持续加强海、空军力建设，重点加强亚太地区军力部署，继续推进海、空军兵力移防亚太，以牵制、平衡和防范地区大国。外交方面，与民主党政府更重视国际规则、意识形态的“软制衡”作用，倾向采用“一边倒”或“选边站”的被动均势战略手法不同，共和党政府的亚太战略则可能会推动“辐辏中心型”的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向“三边网络化”伙伴关系网方向发展，以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为后盾，通过模糊指向、两面施压、保留余地的主动均势手法，在盟国伙伴与潜在对手之间保持一定弹性空间，避免爆发正面冲突，又要提高为盟国提供安全承诺的条件，迫使其承担更多自主防卫职能或分担更多美军驻军费用，从而全面减轻美军事负担。这种两面渔利、双重下注的策略与“尼克松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经济方面，尽管特朗普誓言废除TPP，但美新政府不大可能将地区经济主导权拱手让人，必然会以其他形式的方案取代TPP，强化其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了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的建军方针，特别是地面力量的扩军计划。据美国军事新闻网估算，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将会增加2500-3000亿美元军费和16万兵力，包括6万陆军、1.2万陆战队，并大幅推进现有装备更新计划，增购100架作战飞机、78艘战舰和潜艇，如果这些计划落实，美军军力规模结构可能重新恢复到小布什政府末期水平。鉴于特朗普从政经历，特别是治军经验的空白，这些方案有可能源自他最重要的军事智囊——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
“重返中东”可能性增大
迈克尔·弗林长期在美军情报部队和特种部队任职，担任过国防情报局局长，2014年因公开发表与奥巴马反恐政策相悖的言论而被解职，而后出任特朗普的军事顾问，成为其身边不可或缺的“军事大脑”。弗林今年出版的题为《战场：我们如何打赢一场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一书，透露了特朗普扩军计划背后的主要目的，以及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走向。
弗林强调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本质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反美力量层出不穷的“动力源”。奥巴马政府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决定，在中东地区制造了巨大的安全真空，为“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扩张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为此，弗林列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石，彻底歼灭“伊斯兰国”军队，击毙或俘获其高级头目；二是利用情报、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的“合力”优势，深入了解对手心理，特别是支撑其行动的“激情、信仰、恐惧”三大要素来寻找和打击对手弱点，最终瓦解伊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三是组建全新的21世纪全球联盟，缓和美俄关系，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发动政治或军事战役；四是对伊朗等所谓“包庇、支持和窝藏”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国家实施惩戒。
美军军力规模结构主要依据切合实际的战争规划，精确计算后再最终确定。从上述目标看，如果扩军计划实行，那么美军很有可能会在中东地区重新部署一支实力强大的“数量密集型”地面部队，发挥常规力量的塑造作用，稳定地区秩序，震慑伊朗等地区国家，同时综合运用情报战、网络战等手段以及特种作战力量，结合经济、外交和人文等其他手段的合力优势，在地区以及全球范围逐步剿灭“伊斯兰国”势力，力求铲除激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
然而，如何在战线过长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平衡亚太、中东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任务需求和兵力配置，同时加强网络战等新兴领域能力建设，是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正如此前美《军事时报》评论的那样，“现在两党都已经开始为联邦债务能否支持如此庞大的投资担心，这需要一个精明实干的政治家来操作，这个责任肯定要落到特朗普尚未公布的国防部长身上。”这就不得不关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提名人詹姆斯·马蒂斯。
“混合战争”或成建军新指针
作为弗林以及现任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老上级，詹姆斯·马蒂斯在美军上下拥有极高威望。特朗普起用这位老将执掌国防部的主要意图，不仅是要效仿杜鲁门当年起用马歇尔“回锅”任国防部长的经验，利用马蒂斯的威信，来安稳军心、控制军队，而且也要利用他独特的战略思维，特别是“混合战争”理论之父的地位，顺应战争形态的新发展，应对全球安全环境的新态势。作为马蒂斯的老部下，现任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治军理念与马蒂斯可谓是一脉相承，邓福德今年10月5日针对新版军事战略的讲话，透露出美军军事战略的调整方向。
邓福德认为，美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和复合化的新趋势，因此必须以“全球一体化作战”理念为牵引，通过强化国防部长权力推行战略层面的“任务式指挥”，对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进行全面整合，以有效管控这些威胁。以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内战为代表的“混合战争”，模糊了平时和战时、军事与民事之间的界限，导致传统以“空海一体战”为代表的高端战法，以及以非正规战为核心的低端战法，都难以满足战场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美军要根据不同对手进行不同的能力组合，以一套全球协同、平战一体的“通用型”战法，重点打击对手战争意志、削弱其作战决心、破坏其行动目标，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元威胁。
例如，美军近期提升网络司令部级别，以及特朗普在“百日新政”中宣布加大网络战建设方面投入力度等举措，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正如邓福德所言，“作为一个必须从全球角度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国家，我们并不具备奢侈条件，在打造一支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与一支威慑击败同等实力敌人的部队之间做出选择……作战计划的累积并不是战略，我们应由制定不同的政策，转到运用一套具体的战略框架，来应对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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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在亚太地区加强战略扩张，是今年地区形势的主要变数。中国因此面临诸多挑战。
其一，美国对华地缘战略压力增大。华盛顿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关系，扩建军事基地，部署濒海战舰和先进的战略侦察设备等实战兵器，扩大与完善反导系统，还在中国领海附近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坚持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这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与挑战。
其二，中国领土主权遭受挑战。美国公然介入南海和东海岛屿争端，或明或暗地站在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那边，使其有恃无恐地侵犯中国的主权。美国“拉偏架”的做法使南海和东海问题复杂化，增大中国维权难度。
其三,中国睦邻关系受到干扰。美国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挑起亚洲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它利用军演和向一些国家提供有条件援助等方式，拉拢它们亲美疏华。美国还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企图组建以美日韩澳四国为轴心，以其他亲美国家为外围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此外，美国实施亚太经济新战略，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企图架空亚太经合组织、削弱或边缘化其所不参加的区域经合组织，以确立其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支配地位，对中国拓展区域经济空间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和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但其实际效用和影响有限。对此我们既应高度警觉，妥善应对，也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要夸大其事,更不应草木皆兵。
美国搞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主要是一种防范、威慑态势，而不是将中国作为敌手，蓄意对抗中国。不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底线，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碰撞，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仍是美国重大利益所在和主要政策取向。
再者，美国在亚洲也难以“拉帮结派”对付中国。中国长期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友邻政策。特别是中国是大多数亚太国家的主要经贸伙伴和最大出口对象，它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只会坚持对华友好，不愿也不会充当美国遏华战略的“棋子”和“马前卒”。
同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全是负面的，如加强美日同盟固然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但也有防止日本发展核武器和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作用。美国将亚洲定为 “出口倍增”战略的重点目标，势必会更加重视和着力加强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对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因此，尽管美国战略东移亚太，但中美关系不会发生逆转。中国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能够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