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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PA酒店风波逐渐从民间上升到两国政府层面，两国官员都就该酒店在房间中摆放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右翼书籍做出表态，日方的态度很僵硬，而APA酒店毫无改正错误的意思。中国国家旅游局24日公布了制裁APA酒店的措施。
从APA酒店多次拒绝撤书的回应看，该酒店准备对抗下去，这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的顽固做法如出一辙。
多次因历史问题与日方交手，中国人无法理解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离奇思维”，但对每一次的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大致有了判断，那就是日方会坚持他们的错误做法，或者即使有所收敛，也会搞得偷梁换柱，留一个变相我行我素的尾巴。
日本确实是个蛮奇怪的国家，它是二战中的侵略者，而且从19世纪末就开始侵占中国、朝鲜的土地，但它反过来总有一种“受害者”的悲壮感。一说起二战，他们中的很多人记不起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总说它们是瞎编的，而首先想到的是东京大轰炸、美国投下原子弹等等，眼泪汪汪的。好像世界都欠他们的，得哄着他们。
也许我们得面对一个现实：日本社会整体上对侵略历史产生正确认识，世界是指望不上了。我们无论怎么与之沟通、斗争，都不会把正确认识塞到那些人的脑子里去。
那么怎么办呢?第一，该指出、该斗争还是要指出和斗争的，我们的原则是正义的，不管日方作何反应，我们都应坚持表达，毫不妥协。
第二，不把压服日本右翼和迫使安倍政府妥协作为我们的斗争目标。揭露他们和展示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应当做的，也是我们不费力气可以做到的。我们犯不上下力气去改造日本右翼和激进的安倍政府，他们基本上是一群“不可教”的势力。
第三，围绕历史问题的对日斗争可以逐渐变成是“轻松的事业”。我们面对一个冥顽不化的右倾化群体，敲打他们、游戏他们应是我们更放开的选择。如今全世界都已经知道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叽叽歪歪的，很奇怪，我们早已打胜了对日围绕历史认识的斗争，剩下的就是更自如地与不认账的那些日本人周旋了。
实事求是说，世界上几乎没有制裁可以把一支力量搞服帖了的例子。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利益和价值观，没少搞制裁，但好像从未改变被制裁者。美国并没有为此难过，该制裁还制裁，效果出不来也无所谓。
中国对日的历史斗争更应“潇洒起来”，因为这里的是非对错更一目了然，比如APA酒店往房间放置让客户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书籍，这无疑是日本酒店业及旅游业的一大丑闻。中国媒体将它曝光出来，要求它改正，它很蛮横，我们就制裁它。它还不改，日本政府还庇护它，那是整个日本丢脸。至此应当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可完全没必要因为日方拒不改正而生气。
中国的力量压服不了日本，即使我们再崛起一倍，也做不到让日本真的深刻反省。这决非中国“没本事”，这甚至不是中国的“挫折”。
深悟这一点，我们的对日历史斗争就会更加主动，在活跃的同时没有包袱。我们选择何时采取制裁措施，也可以完全从我方的现实利益出发，以打痛对方而不让我方跟着受损为基本考虑。总之，正义的一方永远比非正义的一方洒脱，喜欢悲戚戚的那部分日本人就让他们悲戚戚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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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凌晨，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这是一周内的第三位离世的幸存者，据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统计，随着这3位老人的离世，截至目前为止，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9人。
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发布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出生于1927年12月9日，2016年11月12日凌晨4时去世，享年89岁。
作为历史见证者陈宝珠老人留下的证言：“1937年，我家住在沙洲圩石家庄。家有父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有四间房子。日本兵的到沙洲圩时，父母带着我们经常躲进的芦柴洲里避难。当时，姑娘们把头发都剪了，穿着白大褂子，戴着狗舌帽，有的躲进地洞，有的躲进芦柴洲里，但是日本兵仍然不放过，经常坐船去芦柴洲里去找人。我们多次看到他们把年轻的姑娘从那里抓走。当时，我大嫂陈桂英在家做月子，没办法走。有一天，她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死去活来。当天夜里，我大哥把她带到山里躲难，但是那里也有日本兵。不久，又回来了，躲进芦柴洲。她被强奸时32岁，67岁时去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出生于1922年12月9日，2016年11月10日晚7点30分去世，享年94岁。任静萍老人留下的证言是，当时住在南京三山街承恩寺43号。南京沦陷后，她被侵华日军的炮弹炸伤，尾骨受伤。她的父亲则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失踪，下落不明。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出生于1926年10月9日，2016年11月7日上午11时53分去世，享年90岁。
据李钟老人家属介绍，老人生前也接受过媒体采访，但是近年由于身体不便，未能进行相关的证言的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