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乌克兰革命”带来一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国家”。“克里米亚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相继粉墨登场。这些“国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即使被认为是击落马来西亚航空MH17号班机的主要嫌疑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军队”，在各国媒体上也只被称为“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
80年前，中国版图上也出现过几个因外国势力入侵或干涉而形成的伪政权。由于二战前和二战中国际局势的演变，这些伪政权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其中以位于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最为独特，承认该政权的国家中既有轴心国，也有同盟国。在彼此承认和建交背后的是非曲直，颇值得玩味。
来路不正的政权最需要别人承认
伪满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发动事变的日本关东军为了长期统治中国东北，派遣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策动“便衣队暴动”，将隐居于此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带到长春，拥立为“满洲国”执政，宣示这个伪政权正式建立。在伪满成立的1932年3月，其“外交总长”谢介石便向日、美、英、法、德、意、苏等17个国家发出通告，希望建立外交关系。但除了日本于6月宣布承认伪满外，其他国家都没有积极回应。美国更在此前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任何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公约的行为。
日本当局分析局势后认为，只有使伪满政权获得国际承认，才能开展对外贸易，有效地攫取利益。而伪满获得承认的前提，则是中国政府的事实承认或国际联盟的承认。但在1933年2月，国际联盟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粉碎了日本的美梦。
唯一投了反对票的日本随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以示抗议，并将精力转向诱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伪满上来。1934年2月，当中日双方就华北与东北通邮问题展开谈判时，日方便试图通过使伪满邮票进入关内造成承认的假象。但中方已经识破了日方的阴谋，对此寸土不让，不仅拒绝邮票上出现“满洲邮政”字样、不允许加盖“满洲国”邮戳，在票面上也不许印有溥仪头像等“不适当的花纹”。直到1935年1月，双方才谈妥使用仅有“邮政”二字的特殊邮票实施通邮。学者何辉庆评价，“双方之上级决策单位察觉，邮票在主权的承认上有超乎他们想象的效力”。
1934年3月，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横跨苏联，来到中国东北，采访由“执政”登基为“满洲帝国皇帝”的溥仪。这位第三次临朝称制的皇帝面对柯德士“您如何对待除了日本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时，回答是“我们首先要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国家”，彷徨无措的心态跃然纸上。
来自萨尔瓦多的承认
出乎预料的是，溥仪接受柯德士采访两个月后，一个新的邦交国自己送上了门。这个国家并不在伪满曾经谋求承认的17个国家之列，也不是日本的睦邻友邦，而是一个遥远的北美洲小国萨尔瓦多。
1934年5月21日，萨尔瓦多驻日本东京总领事葛伦沙通知伪满唯一的“驻外公使”丁士源，该国已在3月3日宣布承认“满洲帝国”。消息传开，中国各界一片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此致电国际联盟，要求针对萨尔瓦多这一行为予以制裁。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萨尔瓦多军人总统马丁内斯对其1932年上台以来一直得不到美国承认的“报复”，也有人认为是这位奉行神秘主义的国家领袖又一次听从“上天安排”的任意妄为罢了。
对当时的日本和伪满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自然备加奉承，连萨尔瓦多运来出售的咖啡，都由伪满外交部的官员亲自包装和推销。伪满外交官宋淇涵回忆，“大家笑着说：各国都像这样来承认，外交部员变为洋商店员了”。溥仪也因此对萨尔瓦多产生了特别的好感。相传，1941年10月，他曾经试图联系萨尔瓦多使团，随其逃离东北，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事实真伪姑且不论，这也确实是溥仪最后的机会——两个月之后，萨尔瓦多就宣布加入同盟国，再也不向伪满派遣使节了。
德国直到中日开战才承认伪满
20世纪30年代，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关系日益亲密，日本一直希望德国和意大利能够承认伪满政权，但进展却非常迟缓，德国对此的态度尤其令日本不满。
其实，从第一次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起，德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额就已经超过日本。“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德国对华贸易总额为3.57亿马克，是对日贸易总额1.74亿马克的两倍。同时，相比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日本，中国更是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而且，自国民政府宣布统一中国大陆之后，其军队建设采取“以德为师”的策略，不仅聘请德国军官作为军事顾问协助训练部队，还购买了大批德式武器装备。对此，当时的德国银行总裁施佩尔总结为“德国的失业问题, 可以通过对华贸易出口获得解决”。
随着纳粹党政权的上台，德国的远东政策在两个集团间形成了角力。纳粹党，特别是其对外政策部主张进一步与日本发展关系，承认伪满政权以获得日本许诺的特殊经济地位并获取回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驻华大使陶德曼等政府方面的官员则主张对华贸易更为重要，陶德曼还向外交部报告了“九一八”事变后，德国企业在中国东北遭到日本排挤的情况，更加深了外交界这一看法的认同。
此外，部分德国外交官员还认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夺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战后又占领了德国在南太平洋上的多个小岛，这时不妨将“承认伪满”作为价码，向日本讨还一些利益。
这种局面下，德国对伪满态度游移甚至摇摆便不足为奇。1934年2月，德国商人海耶以德国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带着纳粹党副领袖赫斯的亲笔信来到中国东北，与日本及伪满方面商谈经济协定。同月，德国外交部却再度重申无意立即承认“满洲国”，导致海耶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此后的几年间，德国与日本越走越近，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伪满是“德国可以用来从日本那里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唯一王牌”，一些纳粹党政客还声称，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是大豆，原产地正是中国东北，承认伪满对此不会产生影响。但对正在积极扩充军备的德国来说，占进口总量50%以上的中国钨矿资源却无可替代，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承认伪满一事上，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德国仍然没有承认伪满的意思，甚至曾拒绝日方提出的从中国军队中撤出军事顾问的要求，驻华大使陶德曼还出马担任了两国谋求停战的中间人。但随着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以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德国最终选择了倒向日本。1937年11月，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在加入日、德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后率先正式承认伪满。次年2月，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宣布承认伪满。5月12日，德国与伪满在柏林签订修好条约。中国政府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最终无济于事。
伪满与苏联关系从来不错
同样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伪满问题上要比德国“明快”得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向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1931年12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特诺夫还向日本提出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几年前，苏联还曾为了保护中东铁路和中国军队张学良部打了一仗。这时为了向日本表示诚意、避免冲突，不但允许日军进攻哈尔滨时使用中东铁路，之后甚至将这条铁路卖给了伪满。
在伪满政权建立后，欧洲各国普遍保留原驻中国东北的领事馆，苏联也不例外。但允许伪满前来设立领事馆的，却只有苏联一家。伪满“建国”之初，就在苏联的海兰泡和赤塔设立了领事馆。据曾任伪满驻赤塔领事馆书记官的王替夫回忆，“苏联与伪满的外交关系是勉强的”。1934年3月溥仪称帝之后，赤塔领事馆举行宴会，苏方的赤塔市长、军区司令还前来参加。
经过张鼓峰、诺门坎几次冲突，苏联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特别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换取了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中国政府对友邦与敌国交互承认中国领土上的分裂政权一事“至为愤怒”，但因需要苏联支援物资坚持对日抗战，也只得克制了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波兰一度和日本走得很近，也因此承认了伪满。但波兰亡国后流亡英国的西科尔斯基政府于1942年2月宣布取消承认。二战爆发后，加入轴心国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几个小国，亲法西斯的西班牙、丹麦、芬兰、泰国等国，德国制造的维希法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傀儡政权陆续宣布承认了伪满。梵蒂冈也在1934年委派“吉林代牧区宗座代牧”高德惠负责“与满洲国政府交涉”，这是否属于承认伪满一直存在争议，但1942年伪满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中，承认伪满的国家里并没有将梵蒂冈列名其中。
除此之外，列名伪满“邦交国”的，还有日本制造的“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等几个傀儡政府，日苏羽翼下的两个蒙古政权以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
谁承认了汪伪政权？
“君为其易，吾为其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怀着满腔的悲壮，对蒋介石扔下这句话，然后走上了当汉奸的不归路。1940年3月30日，一个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挑头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人称“汪记政府”或“汪伪政权”。
从成立之日开始，汪伪便要在日本的羽翼下夹缝求存。民间有人挤兑汪伪，写下了“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的对联，非常形象地讲出了汪伪政权的困顿，两三条街之内命令有效，出了南京城便无人听令。
另一方面最让汪伪期盼的，是别人的承认，他们的心态与伪满洲国一模一样，所有来路不明的东西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最早的承认者自然是日本与伪满洲国
虽然汪记政府是由日本人一手撺掇、谋划出来的伪政权，但日本人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承认它。双方一直到8月31日才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算是完成了互相承认的手续，汪伪政府有了第一个同伴。
只有一个是不够的，汪记政府还有一个小伙伴伪满洲国。但对于伪满，汪记政府心情是复杂的，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土，承认伪满就是卖国。之前日本与重庆的调停密谈中，双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卡壳。
而日本也急切需要汪伪与伪满互相承认，这样他们提出“大东亚新秩序”才有了三角基础。1940年的11月，三方终于签订了联合宣言，算是正式勾搭成奸。
1940年12月10日,汪伪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和8月，伪满与汪伪上演了互派“大使”的闹剧。
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各色国家与“政权”中，最滑稽的当属汪伪。按照伪满的《国籍法》，凡居住在满洲国的居民都拥有满洲国籍，所以在伪满是不存在“中国侨民”的。连原伪北京临时政府天津警察总局督查专员郑承斌，回家乡沈阳料理完父亲丧事之后，也被当地警察局以“你是满洲国人，应在满洲国供职，不准楚材晋用”为名，禁止他“出（伪满洲）国”和“回（汪伪中华民）国”。
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汪精卫也无所适从，要平息国人愤怒，他也只能摆摆姿态，1942年春，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昔日为同胞，今日仍为同胞，他日更为同胞。”对两地民众关系，含糊其辞。
汪伪外交官周逸峰评价，“（汪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大使馆已成为笑柄，没有侨民，设立领事馆，更是笑话”。但为了给伪满装点门面，汪伪政权还是在沈阳和哈尔滨设了两个领事馆，当然，这些领事馆无所事事，哈尔滨领事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拖了一年才正式开馆，也没有影响“国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