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
“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也在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
屈学武认为，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
她提出，错案要追责，但也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错案是因为行贿受贿，这是应该严惩的。有些错案是因为办案人员技术层面的水平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比如不只是追责承办法官一个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评都挂起钩来，反而可能导致司法人员有错不究、有错难究、有错不敢究。”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
“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
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