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场在印尼召开的座谈会，把公众的眼光带回一段尘封的历史。4月18日和19日，在印尼政府的支持下，这场讨论1965-1966年“反共屠杀”的座谈会在雅加达举行。这也是印尼政府首次允许公开讨论60年代那场惨烈的屠杀。
这一路，走得很艰难。
历史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1945年，印尼独立以后，总统苏加诺采取平衡政策，利用印尼共产党和军方相互制衡。1965年，苏加诺病重，印尼共产党趁机发动政变，但军方将领苏哈托迅速反扑，在挫败政变的同时实际掌握了政府权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方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肃反运动——虽然并无官方权威数字统计，但普遍认为，在这场清洗中，共有超过50万人丧生，其中超过30万是华人，也有超过10万人未经审判入狱。
很多语境中，这场屠杀被贴上“反共”的标签，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掌握在历史的解释者手里。如果仅仅将这场悲剧其视为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斗争，那么很多历史细节将无从解释——比如，为何运动从有组织的清洗变为无序的屠杀?为何华人成为了屠杀中的首要目标?在印尼独立以来，持续到1998年的排华历史中，1965年是否只是一个偶然?
当我们细细探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藏匿在历史最隐晦角落的东西，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隐痛。
对于排华的历史，印尼政府一直讳莫如深。座谈会后，印尼官方表示将会给出一份声明，但是具体的措辞还在研究之中。尽管官方已经承认1965年是“黑暗的历史”，但印尼在上个世纪的整段排华史要得到正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那么，排华何以成为印尼近代以来那块最隐晦的伤疤的呢?
概念
新贵与贱民的概念，是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社会原因。她描述了犹太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和商业资本，但又因为民族国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区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权利上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种处境与1945年以后的印尼华人非常类似。早在殖民时期，荷兰人控制着印尼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着现代工业;而印尼土著民族则大多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夹在中间的华人，充当起了中间商的作用，大多从事轻工业和商业，沟通二者。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荷兰人试图重新统治印尼尝试的失败，西方经济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经济权力真空。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印尼政府迅速将交通、采矿等支柱产业收归国有;此外，还以发展印尼土著族裔的产业为名，禁止了华人在乡镇开办零售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商业权利。但华人凭借殖民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在国民经济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优势。60年代，只占印尼总人口2.6%的华人，控制着印尼社会70%的财富。
但是由于印尼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在社会中占据经济优势的华人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1958年，军方发动叛乱，华人办学、办报的权利被大幅度限制。1965年之前，虽然三分之二的印尼华人都取得了印尼国籍，但是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文化也难以被接受。
在1965年军方正式掌权以后，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在苏哈托统治的30多年里，印尼一直实行“集权制下的自由经济”，军方利用专业集团党在议会进行统治，华人政党被解散，不能参与高层决策。华人只能通过社会联系广泛的工商业领袖与当权者进行协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甚至连就业、入学上也有诸多限制。
政治地位的低贱，并没有损害华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苏哈托上台以后，利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发展印尼经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印尼鼓励华人华侨发展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了吸引华资进入社会建设领域，政府再次对华人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政策;90年代初，华人占据了70%以上的大型制造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超市零售业、私人金融业。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印尼政府和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扭曲心态。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便给华人充分的自由，生产源源不竭的社会财富。1998年的“五月暴乱”，则暴露了这种榨取华人财富的方式后面巨大的社会危机。当1997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印尼社会便用更为直接的暴力来谋求财富的迅速再分配，对华人打砸抢烧这种疯狂的形式，宣告了三十年来印尼畸形的华人政策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