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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饱受争议的美军狙击手克里斯·凯尔
参考消息网8月2日报道 美国智谋者网站7月21日发表题为《从历史来看是什么造就了战争英雄》的文章，作者为杰克·多伊尔，编译如下：
在美国文化中，成为一名“战争英雄”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内涵，经常会与世人熟知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各式各样的人物，相互之间又有天壤之别，就像乔治·华盛顿和兰博那样。
据悉对于这样一些故事的破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新闻。例如，许多人批评电影《美国狙击手》将已故美国海军狙击手克里斯·凯尔刻画成英雄，却全然不顾他在杀害外国平民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凯尔那无与伦比的杀人数究竟让他成了一位英雄还是一个恶魔？这场辩论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果，但是能够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值得的，那就是杀人“成绩”和历史上伟大的勇士之间并不是密不可分。
纵观美国早期历史，杀戮对于战争英雄的产生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中，包括苏族人、夏延人以及黑脚族人，对于一名战士而言，“棒击数”是可能获得的最高战绩。作战时，战士们会努力用手或者武器轻击敌人，倒不是为了打伤或者杀死敌人，而是为了羞辱对手，并且若能在交战中毫发无损，便会赢得威望。拉科塔苏族人领袖“疯马”广受尊重，因为正是他立下规矩，那就是经验不足的战士可以考察棒击数，而不是非要杀死敌人——他意识到这个规矩对于在激战正酣时提振年轻战士的信心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美国，其他文化对于军事成功的定义也超越了是否做过俘虏这一标准。比如，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德国，相比于其他军人，身上留有令人恐惧的决斗伤疤的军官会被认为更加荣耀，更加勇猛，甚至更加时尚。在训练中，年轻的军官会练习击剑——所用的并不是钝剑，而且也没有任何护具。这类决斗的胜者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剑客，但是他们能够承受痛苦和永久性毁容，这让他们成为其部下眼中的英雄。
在其他地方，一些具体的行为（既有历史悠久的，又有怪诞不经的）使得人们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因为善于用计而成为伟大的勇士，并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新西兰沦为殖民地之前，对毛利勇士而言，在一场战斗中杀死第一个敌人——也就是马泰卡（“第一条鱼”）——也能够提高自身地位。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骑士们漠视骑士精神的某些原则，那么他们取得的最为血腥、最为难得的胜利可能不会得到承认。日本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在从武士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倡导军人尤其是军官在被俘之前自裁。
即使是战俘也会因为被囚禁而成为英雄。最好的例子便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凭借杰出的军事或政治才能而成名，而是因为他在布尔战争期间作为随军记者被俘——并且成功越狱，彰显出非凡的勇气。
即使是没能在战斗中脱颖而出的军人也能够在被俘期间改变自己的身后名。在英国，像罗杰·布谢尔这样的人在去世之后受到表彰，因为其表现出了奉献精神、非凡勇气和足智多谋。布谢尔在二战期间精心策划了逃离卢夫特第3战俘集中营的“大逃亡”计划，尽管这场大规模越狱以悲剧收场，但却成功惊动牵制了数千名德国军人和平民，使他们难以完全专注于战事。
历史学家亚当·卢普塔克解释道，对于许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老兵而言，残疾和曾经沦为战俘是算不算英雄和能否“在战后社会中受到优待”的决定性因素。卢普塔克说，有些老兵甚至“将他们受的伤作为具有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证明”——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们曾服过兵役，而是“因为他们所受的伤和真真切切的经历给他们造成了太多太多的痛苦”。这一观点显然适用于二战战俘路易斯·赞佩里尼。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影片《坚不可摧》说的正是赞佩里尼受苦受难的故事。他在太平洋上漂流了超过一个月，等来的却是被日本人俘虏，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无人机和酷刑（虐俘）的时代，英雄和恶棍已经不再是黑白对立的两个概念。但战争英雄这一概念仍然会引起军人以及平民的共鸣，且两者并无二致。对于军人而言，用这样一些神话般的词语来想象战场会让履行军人职责变得更容易承受，更合乎逻辑。对于政客而言，英雄可以为妥协让步的政治战场带来道德和合法性。
战争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英雄”这个词也随之发生着转变。每个人对于“战争英雄”这个词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但不论你给出了怎样的定义，“战争英雄”都会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