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创，是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身经百战的光荣花。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数字，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创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林彪：负伤1次战创1个。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累记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红军抢渡大渡河纪念碑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亦即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战争破坏了刚刚走向社会的开国将军们的安宁生活，破灭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美梦。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弹创大多数是在红军时期残留下的。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回忆过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师级干部，第二科为团、营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干部。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38人虽然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有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从辛亥革命算起，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都属罕见，短兵相接、贴身肉搏、面对面拼刺刀，称为“浴血奋战”、“身经千战”也毫不夸张。
许世友、钱钧、刘昌毅将军都曾“死而复生”。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