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这个讲话。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呼号。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顺利、很稳定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还不客气地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的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也逐步得到实现。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十四大”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10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很富有神秘色彩的结论：赋有创造性的个人的行为可以描绘成包括“退隐和复出”的两重行为：退隐的目的是为了他个人得到启示，而复出则是为了启发他的同类。“退隐可以使这个人物充分认识到他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复出是整个运动的实质，也是它的最终目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二版。)
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对这种“退隐与复出”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真正的英雄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挑战，伴随挫折而来的是退隐;在退隐过程中，他通过求实反思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之后得以超越同类、成功地应战。“挑战、退隐，超越后复出、应战”这样一个不断往复、深化的过程，也就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英雄。
邓小平就是从“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中，融入了对历史的求实与反思，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伟人，一个时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