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启超在其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中写道:“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由于昧于世界大势，频频被洋人所欺。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并未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临死时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做了精确的总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
细细体味梁氏所说的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光绪帝出逃西安。逃亡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已诏”，授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迅速办理谈判事宜，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李鸿章首先致电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提出“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解决方案。列强表示同意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离开广州时，曾对南海知县裴景福感叹:“内乱如何得止?我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也就死了。”
李鸿章于上海启程北上，由俄国军舰护送抵达天津。李鸿章垂暮之年，看到熟悉的天津城如今残破不堪，不禁放声痛哭。其幕僚梁肯堂曾记曰:“相公时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已如丝。”
李鸿章马不停蹄，赶至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亦是一幅惨景:“京师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火焚数千万家，昼夜烈焰腾空”。李鸿章在京城下榻于贤良寺。京城各国驻军只承认奕匡和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的居住之所为中国地方，其余均为“外国辖境”。其实，奕匡住宅外有日本兵持枪护卫;李鸿章住所亦有荷枪实弹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云:奕匡“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经过9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近代以来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