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崩溃后，杜月笙等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走前，他再次劝黄金荣一起到香港去，说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放过他。但黄金荣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了，死在香港倒也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所以，他打算留在上海。
早在解放上海之前，共产党方面就考虑对黄金荣做工作，以利用他在帮会中的势力稳定上海局势。因此，共产党方面通过杨虎(黄金荣的把兄弟)向他传递信息，规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黄金荣日后对程锡文等亲信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给杨虎转交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虽然嘴上这样说，但黄金荣根据几十年和政界人物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些话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究竟如何，他心里没底。正在犹豫不决时，章士钊夫人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和轻举妄动。这番话坚定了黄金荣不走的信心。
留在上海的黄金荣做了以下几件事作为送给共产党的礼物：不参与国民党覆没前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地下党;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四百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便于共产党做这些人的工作。另外，他叫门徒把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然而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法令，却使黄金荣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迫不得已的黄金荣于5月20日在上海的《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
黄金荣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但《自白书》的发表并没有使他得到安定。在人人都要劳动的社会，黄金荣的生活也必须要有改变。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当然是极其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出现在众多记者的相机面前。当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主要大报后，立即传遍了全国，杜月笙在香港看了这张报纸感慨万千，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
虽然这项象征性的“改造”措施并没有持续下去，但到1953年时，上海市政府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由于心理恐惧，黄金荣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将养子黄源涛喊到家中口传了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惟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几天之后，黄金荣便突然高烧
所谓供给制，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而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 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工农红军”称号的由来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一号 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又根据中央6月4日“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的指示信，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早期苏区的供给制
红军及苏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是怎样的呢?
红军的经费来源多样化。并不仅仅依靠红军小部队打土豪和军事缴获，大部队红军和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主要还是要依靠税收。苏维埃政权也把当地出产的一些特殊物资运到国民党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销售，以此获得很多经费。还有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分支机构中共分部相当于30万银圆的经费，秘密支付美金或卢布。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共军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18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约合2009年人民币12元)。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 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60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每月发给生活费20 50银圆不等。
长征中的衣食住行
1934年红军长征时脱离江西苏区根据地，转战经过14个省区：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原为四川一部分，1928年9月国民党决议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以及敌占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克服这些难题付出的代价通常不亚于征途中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