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邓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