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朱永嘉：文化大革命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朱维铮认为：“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体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