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会上提到：中苏两个大国的根本利益，决定了总的方面要团结，某些不团结是暂时现象，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一个指头的事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共不许我们革命，后又赞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对我们有怀疑;
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今年又支持高饶余孽再搞一次颠覆活动。
莫斯科在1953年是怎样支持高饶彭黄进行“颠覆活动”的?迄今未能看到相关的历史文献。现在只能从高饶彭黄生前同苏联人员的接触交往材料中探究，有哪些事引起毛泽东作出这样的“铁定”判断。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北京赴苏联访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科瓦廖夫陪同前往。在莫斯科会谈期间，斯大林把科瓦廖夫向他报告的高岗讲的中共政治局内等情况转交给毛泽东。这件事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有记载。赫认为这是斯大林向毛泽东“出卖高岗”。
随毛泽东访苏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也证实：科瓦廖夫“曾给斯大林的一份秘密报告，说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高岗外都是‘亲美反苏’的。斯大林1950年将这份报告交给正在访苏的毛主席”。他给毛泽东译述，毛泽东听了一段即不再听下去。
毛泽东访苏回国后，又两次派高岗去莫斯科：一次是1951年6月，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陪同金日成去见斯大林，磋商朝鲜停战对策问题。是否此行中，高岗又私下秘密会见斯大林，请示回国后如何“搞颠覆活动”?另一次是1953年7月，毛泽东应苏共中央邀请，派高岗去莫斯科听取贝利亚事件处置问题。此时斯大林已去世3个多月，马林科夫主持大局，赫鲁晓夫9月才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时北京正在开全国财经会议，高岗是否把在这次会上他借批薄一波大肆攻击刘少奇等情况，向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汇报，请示回国后如何“搞颠覆”，并请予支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在早已知道斯大林曾向毛泽东“出卖高岗”的历史情节之后，是否仍“支持高岗搞颠覆”?但是不管高岗当时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有什么“默契”，这是和彭德怀连不到一起的。
彭德怀于1952年9月，在莫斯科两次会见斯大林，先是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8月17日抵莫斯科，同苏方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8月21日同斯大林会谈时，提到朝鲜局势，停战谈判在战俘遣返议程上陷于僵局，美国面临总统换届选举。为统一朝鲜停战谈判的指导方针，拟请金日成首相来莫斯科协商，同时也请彭德怀一起前来。经磋商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外务相到北京，8月30日同彭德怀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启程，9月1日到莫斯科。9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邀中、朝方面会谈。会谈内容是朝鲜战局、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对策和给朝中军队武器，以及中国军队的薪金制、军衔制等。会后即同赴郊区饮宴到深夜始散。9月12日，斯大林又邀周恩来、彭德怀、金日成会谈，师哲到场翻译。再次讨论朝鲜局势，会后以家宴形式晚餐。结束后，周恩来让金日成走前面乘车，金日成则让周恩来先走，彭德怀让周、金先走而留在末后。斯大林起身送行时拉住彭德怀说，请转达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愿，说同一个政治上、军事上很狡猾的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能取得胜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还说上次高岗来(1951年6月)时，也请高转达他对志愿军的问候和祝愿。师哲在现场传译。此时周恩来已走远，未听到彭德怀同斯大林的谈话。据师哲事后的回忆和彭德怀受审查时的交代，斯大林除此之外再未向彭德怀讲别的事情。但这次几句交谈，专案审查委员会抓住穷追不舍，多次提审被打成“苏修特务”的师哲，勒令写出供词，但又不相信供词，而作为永久待查之“里通”悬案。
饶漱石于1952年10月，同陈毅、李富春、刘长胜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刘少奇团长率领下赴苏联，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3年1月回国。他怎样受领“颠覆”任务?其时，斯大林在世，“颠覆”任务当经斯大林批准，而且要有秘密联系途径。黄克诚未去过苏联。总之，“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被认定的“根据”，至今也未看到有能够使人信服的任何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