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元帅五次脱险 毛泽东亲点为上海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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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月6日是陈毅元帅逝世43周年的日子。陈毅自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创建新中国作出了一份光荣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毅先后在上海、华东、中央政府任领导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奠基性的、探索式的工作。他的革命事业包括军事斗争、国家建设、外交工作三个方面,元帅、诗人、外交家是一生的重要角色。

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长达3年极其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由于中断了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相互之间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各游击区、根据地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用最劣等的武器同持有优良装备且在数量上10倍、20倍、甚至50倍于己的敌人正规军作战,克服了无数的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下来。这里记述的是陈毅5次历险的经历。

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元帅五次脱险

第一次:转移途中遇敌,钻进路边水沟芦苇丛中得以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搬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了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军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

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看,鞋子在这里,一定人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排长下去,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好,跑掉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打共匪,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

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第二次:叛徒引敌军进山搜剿,哨兵鸣枪报警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余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一个连敌军。

当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而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带他到交通站去。何长林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

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秘书和一起去的几个人,挑起米,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有多少人哪?”秘书胡吹说:“我们那里人多,有50多人,还有几挺机枪,打了好多胜仗。”龚楚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秘书他们走前面,他掉后十几米远,他怕死。

当走到离陈毅驻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有十多里。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很险要,一定是这个地方。他们几个人回去报告都来不及,我们走直路。”龚楚不同意,何长林坚持说:“我定要立这个头功。”龚楚坚持要自己带人去,从黄昏起,搞到凌晨4点多钟,陈毅派来的几个人都跑散了,龚楚抓住一个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就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兵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卫员说:“你要沉着,不沉着,一打枪,项英、陈毅就跑了。”警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营敌军上山,仔细搜剿,把陈毅他们住的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三天,这才脱险。

第三次:被敌军重兵围困在梅山岩洞中20多天,“西安事变”才解了围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移民并村,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军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爬回了家。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冒然行事。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军一撤,敌人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1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下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项英的警卫员正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等发现敌人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300多国民党军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搞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30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逃过了又一劫。

第五次:下山找谭余保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被误认作叛徒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色眼镜、一顶红军帽子,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半天都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项英,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干。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四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五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那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由来

粟裕和陈毅在解放战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二人被称为“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一对好搭档。近年来,社会上对二人的关系有一些片面之词。本文谈谈自己的看法。

陈毅、粟裕是一对好搭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蒋介石调集500万大军,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成立五大野战军。其中,山东解放区的野战军和华中解放区的野战军合并后,成立了华东野战军。毛泽东发来电报说:在陈毅领导下,司令、政委由陈毅一人兼,战役指挥由粟裕副司令负责。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在解放战争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俩调到一起后,自然而然形成的。1946年10月1日,陈毅给军委发电报说:“华野、三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粟裕回忆录》第407页)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看了陈毅10月1日的电报后回电说:“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负责,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看到毛泽东、陈毅电报后说:“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挑起这副担子,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力量抓全局。”(《粟裕回忆录》第407页)陈、粟调到一起后,仗越打越好,歼灭的敌人越来越多,“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种提法就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时间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但最近我问了在华东战场战斗过的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三野司令部作战科参谋袁仲仁同志,另一位是六纵队作战科副科长恽前程同志,他们都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个流行的说法。

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根据陈毅的建议。同时,毛泽东也欣赏粟裕的军事才华,俩人都想到一块去了,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我想,毛泽东主要是要利用陈、粟俩人各自的优势。陈毅的优势是:资格老,威望高,有权威,说话有人听。粟裕的优势是:军事上是强项,是会打仗的行家里手,指挥艺术高明,擅长打歼灭战、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

毛泽东亲点陈毅任上海市长

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和南京就成为解放军锋芒所指的下一个目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上海采取的是“迂回包围”的办法,先解放南京、杭州后再进军大上海。

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中央五大书记和他们谈话。毛泽东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 ”毛泽东嘱咐说。

就这样,五大书记定下了未来上海的新市长人选。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二野政委邓小平公开提出来由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并且大会分组讨论了上海接管和建设问题。毛泽东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要稳,要慎重,为此就是慢点也不要紧。 ”

随后,毛泽东又专门征求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他们纷纷表示:“陈毅将军能文能武,是贵党中的儒将,担任上海市长是非常合适的。 ”

就这样,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完全确定下来了,只等打下上海就可以宣布。

为了解放和接管好上海,特别是为了制订接管上海的大政策,毛泽东亲自查阅资料。多次听取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的汇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接管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亲自起草或审查修改中央下发的政策性文件,使之成为全党接管城市的行动准则。

根据陈毅的要求,党中央曾致电中共上海局,要求他们选派30至50名干部去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3月14日,党中央召集安排全国各大区组织人事问题的座谈会。华东方面提议陈毅为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随后,党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陈毅为第二和第三书记。为了充分做好夺取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党中央又批准组建了两套班子,一套是以陈毅等为主的由5000多名干部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一套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率9和10两个兵团、八个军(后增至十个军和特种兵纵队),以军事手段强行夺取上海。

为了搞好对上海的接管工作,毛泽东除了决定上海局书记刘晓随陈毅一起行动,参加对上海的接管筹备工作外,还亲自点名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速从香港赶回北平。

4月1日,华东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制订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并对入城部队和接管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各行各业都作出了许多政策规定。

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堑,在江南大地追歼残敌。同一日,党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机构及干部配备的报告,同意上海市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约法八章》,对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全党全军全民必须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条文规定。华东军区、三野领导机关也先后制定和下发了 《入城守则和纪律》、《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具体的政策纪律规定。这对统一全军行动,稳定新区人心,团结人民,分化敌人,顺利夺取和接管好上海,尽可能完整地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市政府在江苏丹阳成立

4月底,陈毅和邓小平轻装进入了南京。

正在这时,解放军向上海进军的速度超过了预期,上海解放在即,但进入上海为稳定金融秩序而要使用的人民币还没有印好,潘汉年、夏衍等人也还在路上。最要紧的是,对野战军的入城纪律教育还没有深入进行……陈毅找到粟裕,着急地说:“老粟,你的部队也打得太快了吧。 ”粟裕说:“我也没想到进军这么迅捷!”陈毅说:“老兄,如果军队就这样稀里哗啦地开进上海城,肯定会出现像攻进南京时战士在总统府西花园放马、将地毯垫在马屁股下接马屎的情况,上海非乱套不可。我看进攻时间要推迟,不然我们解放了上海,接管困难,也会出问题。 ”粟裕笑着说:“你们都不去,我一个人先进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准备充分些好!我看是不是把进军上海的时间再推迟些? ”

陈毅向党中央提出 “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的意见。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上海。

这一天,杭州解放。 5月2日,陈毅从镇江赶到丹阳,当晚召开了总前委会议。总前委听取了粟裕、唐亮对上海战役的设想和部署的汇报后,立即部署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会议讨论了接管上海的人事、组织和政策、措施。会议之后,成百上千的干部接到通知,从各个解放区奔赴丹阳集中,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

5月4日至6日,华东局专门召开了有各部委180名干部参加的接管上海会议。会上,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陈毅看着台下将去承担管理上海大都市重任的干部,激动得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 ”台下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陈毅发表讲话后,干部讨论了入城政策和入城纪律。陈毅严肃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 ‘见面礼’! ”

这时,党中央已确定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为陈毅,副主任为粟裕,副市长为曾山、潘汉年、韦悫。

5月10日,总前委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召开了接管干部和部队会议。会上,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预先成立。

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套人马。按照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设置范围,建立相应的机构,并制定了接管的方案。

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首先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陈毅说。

最后,他强调说:“现在全党的中心就要转到巩固胜利,转到建设新中国上来。我们同志思想上过去一直想的是消灭、破坏敌人,到一个地方打砸一番解恶气的情况是有的,可是现在已进入建设时代,江山已经是人民的了,如不改变打砸破坏行为,就会对革命起破坏作用,也会造成城市人民与我们的感情背离。现在全党中心工作已经转到接管城市、保护公私财产上来了。这是一个思想转变,是方针原则、政策思想的转变,要有新的斗争方式。 ”

就在这样一场“纪律会”上,新的上海市政府宣布组建了。

5月12日起,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了。

接管顺利,录用旧职员

5月25日,上海全城解放。 26日凌晨,陈毅和华东局机关及部分接管干部乘汽车进入上海市区。陈毅问副秘书长周林:“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先进驻那里?你熟悉。 ”

周林说:“先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然后分头接管。 ”

这时,晨雾兼细雨,道路泥泞。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张鼎丞、曾山、魏文伯以及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直驶沪西圣约翰大学,其他接管市政府干部随车队则驶往沪西徐家汇交通大学,入驻学校后,没占用师生员工的宿舍,住在二楼讲堂,随后,众人都躺在地板上休息。

这就是市府干部们入城的第一个夜晚。

天一亮,华东局和军管会进驻了瑞金二路原国民党励志社及三井花园内。陈毅立即派人去国民党市政府接触、了解情况。

随即,有人回来报告说:“早在24日,旧市府大楼上已悬挂白旗,代理市长赵祖康安排好接管事宜,并带回汽车队负责人,听候调遣。 ”

当日晚上,上海市军管会召开会议。会议在瑞金路原励志社所在地三井花园召开,由陈毅主持,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大系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听取了各个系统的汇报和各自的接管方案,陈毅、潘汉年分别作了简单的讲话。

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上海市军管会对外宣布正式成立。

5月27日上午八九点钟,周林带领一批接管旧市府的人员进驻旧市府大厦。按原来的接管部署,各个小组进入各个办公室,宣布旧人员由新政府包下来,照常上班。周林则进入二楼的市长办公室和秘书长办公室,同各小组联络并部署工作。与此同时,旧政府各部门照常运转。并向赵祖康汇报,商讨下一步的交接工作。

按照双方的约定,28日举行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

这一天下午2时整,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走进了上海市政府。然后,众人上楼,直奔二楼的市长办公室。陈毅在市长办公位置上坐下,副市长潘汉年、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周林以及沙千里、周而复、刘丹等人坐在他的周围。陈毅见众人都准备好了,说:“要赵祖康进来! ”

这时候,赵祖康已将市政府的职员召集到市长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里,听到传唤,他赶忙站起来,进入办公室,先向陈毅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向其他人行了个六十度的鞠躬礼。赵祖康和陈毅年龄相仿,陈毅问道:“你是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 ”

“是。 ”

“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怎么样? ”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

“完整无损,请一一查点。 ”

问过话后,陈毅站起来,伸出了手,赵祖康也走向前,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握手之后,赵祖康把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印信交给陈毅。陈毅接过印信后说:“赵先生,请坐! ”

陈毅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 ”

就这样,简短的交接仪式结束了。

这时旧市府的那些职员还在对面的会议室内等待着军管会开会。在赵祖康等人的陪同下,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健步走进来,坐在主席台上。周林主持会议,陈毅发表演讲。陈毅先讲了解放上海的意义,然后说:“诸位是老市府的职员,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应当知道,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我们决不会以暴易暴,希望大家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办理移交,为人民服务,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共产党是绝不会埋没人才的。 ”

陈毅的话让所有提心吊胆的旧职员松了口气。他话音一落,掌声骤然响起。

陈毅演讲后,潘汉年也讲了话,宣讲了党的政策。其他军管会代表对以后各部门的工作作出了简单的交代和安排。这样,旧职员们成了新政府的工作人员。

接管仪式完成后,灰色大楼的门口挂起了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当晚,陈毅回到三井花园的住处。忙得顾不上吃饭,让勤务员给下了一碗阳春面,边吃边以市长身份召开上海市政府市长办公会,会一直开到深夜。

5月28日,后来被定为上海市解放纪念日。

 

 

1972年毛泽东心潮难平穿睡袍临时调车去参加陈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溘然长逝。

陈毅离去,对周恩来的打击非常之大。两人之间的情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拼全力保护陈毅。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不惜以亲自陪斗的方式。他还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揪斗陈毅,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尽管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陈毅仍然被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后来,心情郁闷的陈毅患上了直肠癌。为挽救陈毅的生命,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送到北京日坛医院治疗,亲自找医生了解陈毅的病情,又亲自批准了日坛医院给陈毅的手术方案。在对陈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

陈毅逝世,周恩来十分悲痛,认真审改了陈毅的悼词稿,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其中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他阅后删去了有关功过评价的补写文字,还批告周恩来:基本可用,但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周恩来意识到,要为老干部们彻底平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走得太急,毛泽东可能接受不了。

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然而,江青、康生一伙尽量压低追悼会的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出席。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心潮难平,突然决定调车去参加追悼会。

其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值得信赖的。

这是一个对解放老干部极为有利的事情。机敏的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参加。”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

来不及换掉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的毛泽东匆匆赶到了八宝山。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提出要见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着悲咽的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做了介绍。毛泽东勉励陈毅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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