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
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擅长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得到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都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审判四人帮(左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的对象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在一个窑洞里，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20来岁，他已经40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