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的为人到底如何?有人说黄永胜是门“大炮”，头脑简单，整起人来专打头阵。例如，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便指示广州军区对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将军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及时治疗。6月7日，文年生终于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还有，1968年，黄永胜成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台以后，曾经狠批赵紫阳，还把赵紫阳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结果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赵紫阳就是个小爬虫，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所以，赵紫阳的专案被压下。但另一方面，黄永胜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组织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惹得黄永胜大怒。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说起整人，黄永胜不及许世友。许世友在江苏和南京军区抓“五·一六”分子，殃及几十万人，光是副军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就关押了几十人。整死和自杀的人少说也要上百。文革之中，当权的人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谁也不能免俗。
黄永胜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样的?“9.13事件”后，许多涉及黄永胜的文章把黄永胜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黄永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黄永胜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黄永胜喜欢古典音乐，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二是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难见笑容。但对下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特别宽容。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因结了婚不能够再做贴身警卫了，黄永胜要他一定要去军校学习文化，这个警卫不愿意去，黄永胜很不高兴，但还是尊重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不过，黄永胜留下了一句话：“不爱学习，不能够任正职!”
1969年，黄永胜身边出了个“李必达事件”。文革前，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从全国各地要了140名大学毕业生想要安排到军区司、政、后机关，逐步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化。李必达就是这140名大学生中的一个。但是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陶铸要来的这批大学生被分配到基层，李必达当上了连副指导员。正巧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在这个团当政委。黄永胜自己文化不高，但对能写会画的人很喜欢，李必达擅长诗书绘画，由于贯文推荐给了黄永胜。然而，李必达是一个对毛泽东有着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的绝对的个人迷信，爱屋及乌，对江青也有着深深的个人迷信。竟连续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揭发”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在背后 “议论”江青。李必达将其中一封信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但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李必达后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九·一三”事件后，李必达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达现仍以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自居，但并不敢全部公开自己写的信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因为黄永胜说江青的那些“坏话”，现在看来，都是事实。
黄永胜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前，家庭的情况大致如下：夫人项辉芳，她是长征干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间，黄兼任军政大学校长，项是军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从未到过学校，实际是项辉芳负责。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黄向阳，“九·一三”事件前在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当参谋，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刘小萍，是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兴元的女儿;二儿黄向林，在北京部队某部当连长;老三黄向辉，在广州部队工作，是搞文艺的;另外还有一个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