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此外，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害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制裁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一如向忠发，顾顺章出入于五颜六色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化，为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随后又供出了监狱中的恽代英等，致使恽被杀害。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内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周恩来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令人意外的是，顾顺章居然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后来，顾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中国革命历程中危险的叛徒还有许多，比如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由于他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和邢士贞等被捕遇难。最后在周恩来、陈赓等的有力策划和组织下，他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叛徒，后来在《红岩》、《青春之歌》等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和揭露，而“叛徒现象”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如曾经影响过共和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所依据的史实，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冉被捕后，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冉甚至还现身说法，劝说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也叛变，使得江竹筠等数十名中共重要成员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致使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韩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当了一个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有“突出的功劳和表现”，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推举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中校专员。这样的叛徒，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杨靖宇、项英、周子昆等的牺牲，也都是他们的部下叛变后造成的。
毛泽东横眉冷对叛徒，深情缅怀烈士
毛泽东的一生，始终昂扬着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他的家庭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有多位烈士，其中有毛泽民、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