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江告诉记者：“父亲在苏联待了8年，他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父亲回国之际，毛岸英、毛岸青各送给他一张照片，背后留言：‘送给亲爱的杨老太爷，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1955 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至成（1903—1967），生于贵州省三穗县，侗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坐镇我军大后方，负责后勤工作的开国上将为数不多，其中一人便是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而毛泽东的著名诗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更与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5月24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杨至成之子杨子江。他告诉记者：“黄洋界保卫战的那门迫击炮就是父亲从仓库里找出来的，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因为这声炮响让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吓得狼狈逃窜，毛泽东听闻后挥笔写下了这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由此，杨子江打开追溯的闸门，回忆起父亲杨至成。
四次受伤结缘后勤
贵州谚语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 1903年，杨至成出生在穷困的黔东南三穗县侗乡。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遭歹徒谋害死于非命。母亲一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养育杨至成，还有他之上的一兄一姐长大成人。杨至成从小就很懂事，放学后主动帮着家里放牛放鸭，为母亲分忧。
根据资料记载，杨至成11岁进入县高级小学，14岁被省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录取，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先进的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五期高材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至成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这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是需要非凡勇气和意志才能作出的决定。从此以后，杨至成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在主持后勤工作前，杨至成是冲锋陷阵的老红军战士。他参加了1927年南昌武装起义、1928年湘南起义，随后跟朱德上了井冈山。但按照杨子江的解释，父亲与后勤结缘始于四次在前线受伤的经历。湘南起义中，杨至成右腿负伤。此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杨至成被任命为师部副官长，从事后勤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我军后勤。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杨至成任红四军28团4连连长。在井冈山保卫战中，杨至成和敌人拼刺刀身负重伤，朱德提名让在医院养伤的杨至成担任留守处主任，毛泽东也认为他做连长太屈才，批准提拔为留守主任，让他负责管理伤病员、部队的给养和医药供应工作；1929年在大余战斗中，杨至成左脚受伤后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副官长；1932年7月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因抢救伤员腹部受伤，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这是红军后勤一把手的位子，名副其实的“红军大管家”。
“父亲从此正式成为专职后勤的领导人。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与后勤结缘是‘机缘巧合’，但父亲办事踏实负责，又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学历文化人，这两点是他最终成长为‘红军大管家’的最重要因素。”杨子江说。
工作中是个“火爆脾气”
杨子江对父亲工作态度的描述是“负责周到，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办好”。比如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协助供给处为全军做军衣的事，杨子江曾听父亲回忆，他看到红军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服、农民的衣服、甚至还有打土豪缴获的女人服装，很不统一。1929年福建长汀战役胜利，红军正好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被服厂，杨至成就想着为红军换新衣。毛主席知道后很赞同，杨至成便四处招收缝纫工人，在苏区建立起一个临时红军被服厂，为红军赶制统一的军装。按照初步设计，红军军装定为灰色八角帽、四个兜的列宁装、小挎包和陈嘉庚皮鞋。由于资金比较富裕，杨至成等几人又向毛泽东、朱德建议给每套军服都配上红领章和红帽徽。
在杨至成的带领下，被服厂的工人几天没合眼，赶制出了6000多套军装，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杨子江说：“父亲做军装，既要到各地采购布料和辅料，跟人谈生意，同时还要组织生产，服装产业链上所有岗位都过了一遍，成了全能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