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当然对这件事(即毛泽东限制江青到他那里来)究竟怎么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江青在“文革”中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是瞎编，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