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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的阴魂
1928年，我爱国台湾同胞蔡智堪利用日本政派之间矛盾，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日本皇宫书库，秘密抄录了《田中奏折》原文，交张学良秘书王家桢转呈张学良。当即译成中文，送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在东北军要员中传阅年北京大学爱国学生纪清漪得到此稿后，集资印刷了5000册，发往各地。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12月《时事月报》发表了《田中奏折》全文，将这个充满侵略野心的丑恶文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
《田中奏折》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华政策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田中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参谋长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
东方会议之后，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田中奏折》，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土（*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和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田中奏折》蛮横的叫嚣“满蒙并非中国领土。”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并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田中奏折》产生的思想基础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政策由来已久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侵略*，妄图以*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中朝联军和*人民彻底粉碎。
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至19世纪中期以前，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都曾主张：首先并吞满洲、*、台湾，继而侵吞中国全部领土，而后“合并世界各国”。
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国力增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速膨胀。几乎其所有的政界精英（如西乡隆盛、*退助、大久保利通、山县有串、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陆奥光宗等）都主张向中国扩张，首先是台湾和*，然后就是满洲及整个中国。在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侵吞台湾和*得手后，我东北（满洲）及全中国自然就是其下一步的吞并对象。
不仅日本政界、军界，日本的史学界也积极参与并促进了军国主义政策的发展，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如矢野仁一1923年出版的《近代支那論》，一開頭就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滿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敘述。矢野这些荒谬的“史学成果”自然而然成为日后《田中奏折》及其所代表的侵华政策纲领的“理论”基础。（此后矢野仁一又于1943年出版《大東亞史の構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田中奏折》旧梦阴魂重聚徘徊于中国
二战后，由于军国主义未受彻底清算，日本随其经济、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又在重走《田中奏折》梦寐以求的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的侵略扩张老路。日本不仅侵占我钓鱼台列屿及东海大陆架，积极支持*妄图再占我台湾，游说诱惑他国尤其是我周边国家与其共建*联盟；而且疯狂对我进行全面渗透，大力支持*、满独、*、*、大汉族主义及我国内其他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挑拨激化我*和地区矛盾。
与之相配合的是，《田中奏折》旧梦之思想理论基础也因此而再度还魂。欲亡其国，必先乱其史。经日籍或日裔史学家，以及我内部被收买的汉奸学者的加工创造，《田中奏折》中“满蒙非中国论”现演变为“元清非中国论”。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以“超越中国”的“蒙古史观”欲改写中国和世界历史，否认蒙元王朝的中国性质。日裔美国人羅斯基更是荒诞不经地否认满清统治者汉化且自认中国正统的历史事实，将清王朝的统治身份归之为中亚大汗而不是中国皇帝。
日本一些史学家完全继承了失野仁一“支那非国论”“中国非民族国家”及“支那无国境论”等其早已为军国主义陪葬的衣钵，他们伙同一些西方同行，或牵强附会，别有用心将欧洲及殖民地历史当成全人类历史而生搬硬套类比中国历史。或借“区域研究方法”以偏概全，以突出个性研究来否定共性，有意否定以高度集权的政治形态和深厚的文化道德根基及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为特征的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历史。
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形态尽管在政治和文化形态及民族精神诸多方面有着世所罕见的同一性和凝聚力，但因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各兄弟民族在各方面均各具鲜明特性。这些个性差矣并不排斥其作为国家民族一部分的共性，相反，这些个性却恰恰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同一性之具体表现与具体内容。而日本及一些西方史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却以倡导“历史研究的区域方法”为名，过分突出我国内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矣研究，以偏概全地割裂历史上我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只讲各地方的特殊性而不讲共性，用以否定中国历史文明，中华民族及中国思想文化的同一性。
日本一些史学家还继承了矢野仁一“构建*（共荣圈）”的理论基础，不仅以区域研究的地方差异性以“小”溶解“大”来淡化中国的同一性，而且在区域研究中强调以 “亚洲”或者“东亚”为空间单位，妄图以“大”涵盖“小”，淡化中国历史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