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百年，在赵匡胤誓约的庇护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则安邦济世，退则独善其身。充分的言论自由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敢讲话、讲真话的封建士大夫，也成就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政治文明。
宋人怎样批评皇帝?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对宋王朝抱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大儒朱熹曾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他没有预料到“崖山之后无中国”，大宋朝的文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元清两朝是异族在汉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王朝，明王朝虽然是汉人统治，推行的却是“奴性政治”，三跪九叩、梃杖、东厂和锦衣卫，都是这个王朝的发明。
我认为宋代的文明，绝不仅仅在于她的文学艺术、程朱理学、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更在于她的文人政治，即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空间，以及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宋太祖留在太庙中告诫子孙后代的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赵匡胤开创了保护知识分子，保障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沈括《梦溪笔谈》有一段记载：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不明白他的意思，思忖再三没有回答。太祖继续追问，赵普答曰：“道理最大。”赵匡胤说答得好，称善不已。他虽出身武夫，却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军阀，尊重知识分子而且很讲道理。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一件事：有一日，宋太祖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打鸟，有一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太祖赶紧接见他，谁知大臣奏陈的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太祖生气地斥责他，大臣不服气，随口回答：“我认为我说的事比打鸟重要。”赵匡胤闻听大怒，随手操起柱斧柄打过去，正打在大臣的嘴上，顿时牙齿被打落两颗。那个大臣也不多说，附身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赵匡胤骂道：“你把牙齿留起来，是打算控告我吗?”大臣回答：“臣当然不能告陛下，此事自有史官记录在史书上。”赵匡胤一听马上换了笑脸，赏赐金帛安抚大臣。赵匡胤当然不怕史官，大宋朝历来由宰相级别的高官监修国史，这样对皇帝不利的事迹不可能记入史册。宋太祖怕的，不过是“道理”二字，他立誓约要求继任者善待读书人，不得滥开杀戒，阻塞言路。
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为人宽厚无城府，小心循谨。《续资治通鉴》记载：李昉担任参知政事时，宋太宗曾兴致勃勃地对侍臣说：“我比唐太宗如何?”赵光义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文韬武略不亚于唐太宗。左右近臣闻太宗此语，无不交相称赞，马屁拍得山响。唯有李昉不置一言，轻声吟诵起白居易的《七德舞词》：“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诗中说的是唐太宗时期，李世民放出宫女三千人令其“任求伉俪”，纵死囚归家令其秋后自来领死的故事。此事当发生在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初即位便收服了吴越国，正踌躇满志之时。赵光义的好色是比较出名的，强暴小周后(南唐后主李煜的妻子)的故事应该不是虚妄的(有画为证)。此时登基不久，正是欲望释放之际，四处搜罗尚且不及，又怎肯放出宫女?北宋立国不久，内忧外患不断，远比不上唐太宗时社会安定。白居易的《七德舞词》还赞颂李世民十八岁起兵收复两京，二十四岁南征北战建功立业，二十九岁登基为帝，三十五岁致天下太平的史实。李昉没有吟诵全诗，完全是给赵光义留着面子。宋太宗这年三十九岁，靠不明不白的手段即位称帝，文治武功尚乏善可陈，此时自比唐太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李昉话音刚落，宋太宗马上站起来说：“我不如他，不如他。你的话警醒我了!”李昉是个书生，能力不强但敢讲真话，一句唐诗当头给皇帝泼了一盆凉水。好在宋太宗也算是个明白人，并没有因此怪罪他，后来还提拔他做了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