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与古代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以灾害为切入点，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着眼，是观察与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由于传统史学只重人事，不重自然，因此，对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及其影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最典型的例证是农民起义。
关于农民起义，过去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认为是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全面，因为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对农民起义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两者并非巧合，而是有内在的联系。每次农民起义几乎都有自然灾害相伴随就是证明。对农民而言，自然灾害的残暴比地主阶级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并不是说自然灾害一定会引发农民起义，关键是在自然灾害面前，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是不是能负起救灾救荒的职责，及时、有效地救济和安置灾民，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继续从事生产。因此，自然灾害也是对封建国家政权的稳定程度、行政效率、财力物力、吏治好坏等方面的综合考验。唐末黄巢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蝗灾。《旧唐书·黄巢传》说，当时，“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地方政府对灾情熟视无睹，不仅不救灾，反而继续征税征徭，终于激发了黄巢起义。但是在开元三、四年，同样是在河南地区(也包括河北)，同样是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由于救治得力，灭蝗及时，成效显著，“田有收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纪》)没有造成动乱。因此，从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两方面去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也许会更全面、更确切一些。
其实，农民起义只是自然灾害危及社会的极端效应，从自然灾害发生到农民起义，其间有一个抗灾救灾的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