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之后，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出山带兵时所发的那个“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军费的发放，全靠他一支笔。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从军之后，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出山带兵时所发的那个“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说：“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当然，发誓在军中“不要钱”，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家信中有多次记载，他宁肯把收入捐给战区灾民，也不送回家。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曾国藩有一个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