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毛泽东与毛岸英父子。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9月19日第7版，作者：张征，原题：《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日子》
北京机器总厂(即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位于北京市国子监胡同，当年的职工宿舍就是现在孔庙里的大成殿。1950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和大家一起住在大成殿里，直到他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为止。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时候，很多老人当年都与毛岸英有很多交往，从厂长到工人，聊起他来，滔滔不绝。
1950年春节过后，厂里来了位叫毛岸英的新领导，二十七八岁，身穿灰色军装，腰里系着皮带，过些日子，又换成了干部服装。他经常跟大家一起劳动，时不时说上几句陕北话。他来工厂的时候，厂里生产条件还很差。许多刚出徒和正在当学徒的青年工人，和毛岸英岁数相差不大，工休的时候，就跟他天南海北地聊。大家脱了鞋当凳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没凳子，只能席地而坐，但是地上经常有些看不见的铁屑，必须拿鞋垫上才不会被扎着。大伙儿问他：你既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他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就同情地问他：“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就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嘛去当农民？”他乐了，就说：“俄大让俄去的。”（陕北方言：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他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解释道：“不懂得工业农业，将来怎么治理国家？”
过了些日子，毛岸英把大家召集到工厂俱乐部，说了一件事：“不久的将来，要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我先教大伙儿学学俄语吧。”工友们跟他已经很熟了，就逗他说：“你那俄语就是陕北的‘俄’语吧！”他没有笑，而是指着五星红旗，说:“史多，诶答？”（俄文：这是什么）发音标准，吐词流利，一下子就把到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休息的时候，门边有块钢板，他不经意地说：“这块钢板不错，造坦克还薄了点儿。”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话，很是惊讶，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还在苏联待过。”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需要，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分送到香港、澳门地区。这个小报直到他离开，办了30多期，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
他在工厂时还拍板处理了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原来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工作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给资本家。这位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曾带着一帮钣金工，制造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此时资本家已去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见状立即拍板：“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对此感激涕零。
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老厂长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这是后来他回忆时说的。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新婚，以为他是单身，或者揣测他的家属在陕北。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过来，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工厂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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