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2015年，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出版，该书是由其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展而来，从这两个标题就可以看出辛教授的问题意识所在。那么，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历史学者们是如何论述的呢?本期“史家之眼”就聚焦于此，将各方观点一一呈现。
民国以来的学者如何评价汉武帝的晚年
张荫麟先生的名著《中国史纲》主要完成于抗战前夕，他在“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一节中说道：
武帝对外的第四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至前87年)。在这一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惫，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便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他一生的开拓事业，……又二年，武帝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97页)
张先生使用了“心灰意冷”、“忏悔”、“结束”等词，可见他认为武帝晚年是有一个转变的。
唐长孺先生在《秦汉史讲义·武帝事业的结束》一节中首先介绍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人民起义，对外则战事累次失利，雪上加霜的是宫内发生了巫蛊之祸。在这节的末段，唐先生总结道：
人民起义给武帝一个教训。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对群臣说道：“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这一年，有人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附近)设立屯田，他下了一纸诏书说明他不愿意再烦扰天下(这是有名的轮台之诏)。从此以后，他不再出兵。
看来，唐先生也是认为武帝晚年有了转变。
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后，在涉及武帝晚期时，历数弊政导致的社会动荡，于是：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
在这段论述中，“转折点”一词已经很好地概括了作者的态度。
综合以上三种论述可以发现，大家都注意到了武帝晚年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转向对内的发展。田余庆先生的专题论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武帝晚年的这个转变。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民力，使得民怨沸腾，所以田先生指出：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那为什么要到这一年才出现转折呢?由于史料不足，田先生推测道：“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田先生认为，汉武帝一边要开疆拓土，一边又担心秦亡的历史教训，所以选择了“吾当其劳，以逸遗妆”的道路，希望由“生性宽厚”的卫太子继位后来改变政策。与此同时，在武帝和太子身边逐渐聚集了两拨政见不同的大臣。但经过巫蛊事件，卫太子一系被清除;随后更为吊诡的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
田先生随后分析了西汉进军西域的军事步骤——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据此，田先生点明了“轮台诏”的军事背景：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清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田先生总结道：“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为《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汉书》则“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向题”，而出自刘攽之手的《通鉴·汉纪》“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司马光“理解刘攽的思想”，“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