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位于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以西29公里处，彼得一世时期曾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建于1703年，从18世纪20年代起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党赖以赢得起义胜利的重要支柱，而在短短3年多时间之后的1921年2月，就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武装暴动。
暴动的真正原因
俄罗斯解密档案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和新生苏维埃政权所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在基层推行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制性暴力措施，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
苏俄政府长期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经激起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并最终酿成了政治危机。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了落实这项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着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可是，在这项法令的贯彻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偏激和过火的行为，征粮队常常无视农民们的恳求强行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特别是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给镇压或惩处了。这自然激起了农民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爆了农民暴动的发生。
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他们或者通过休假的方式，或者通过书信的方式，始终跟故乡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被苏俄政府镇压之后于1921年4月5日呈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调查结果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装力量批判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部分水兵没有中断同农村的经常性联系，而他们的社会成分都属于农民；第二，水兵常常趋向于武力，这就是武力；第三，共产主义组织灾难性的崩溃。”
苏俄政府应对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的措施
一方面，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采取严酷的镇压。1921年3月5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命令，恢复第七集团军并且直属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由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任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官，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官应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起义”。3月17日，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给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再次下达了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军队集群司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在协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队进行城市中的巷战”。也正是在这份命令中，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发起进攻。3月18日，南方军队集群参谋部发来密电报告，“整个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红军占领了”，“兵变者革命委员会已逃亡芬兰”。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领导人也对这场军人暴动以及此前或同时苏俄境内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列宁写于1922年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揭示了苏俄领导人这种深刻而痛苦反思的心路历程：“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废止广大民众所怨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农民有权把纳税后的余粮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他生产或生活物资。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粮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且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苏俄的经济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社会和政治也渐趋稳定。
党和政府的政策一旦不适应基层的实际状况以及时代的发展和广大民众的需要了，就应当及时地加以改革，以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时，基层工作人员在推进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切不可非法地暴力地对待广大民众，这是我们应当从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事件中汲取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工作。2013年2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视察工作时再次强调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很多工作需要大家来落实”，“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希望大家都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如果置党性、党纪、国法于不顾，鱼肉百姓，必然引起极大的民愤，这种现象永远值得全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