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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坡兵变
关于马嵬驿事变与玄宗和肃宗之间的权力更迭，前贤论述颇丰，如胡淀咸《马嵬驿事件的真相》、袁光英和王界云《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唐华全《也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黄永年《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任士英《唐玄宗“传位”史实辨析》等，论述清楚而全面。但对为何选择朔方的问题则论述不多，以马俊民《谈唐肃宗以朔方为兴复基地的问题》为代表，只分析选择朔方这一既成事实，未能综合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现结合前人成果与当时实际来综合分析唐肃宗选择朔方的全过程。
马嵬驿事变后，玄宗选择了易守难攻、经济富庶的成都，想为自己重掌政权奠定基础。留下当时仍为太子的肃宗在北方主持军事，破坏了自己长期以来贯彻实施的“防微杜渐”之策，为肃宗摆脱控制自立称帝创造了条件。
由于玄宗长期以来的严密控制，李辅国、张良娣和建宁王便成为肃宗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他们的意见对其有很大影响。
李辅国“本名靖忠，闲厩马家小儿。……为仆，事高力士，年且四十余，令掌厩中簿籍。天宝中，闲厩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荐入东宫。”王鉷于天宝八载兼充闲厩使，则李辅国最早已在天宝八载入侍肃宗，到事变时已近七年。其人“能随事龊龊谨密，取人主亲信，而内深贼未敢肆”，而且此时已是东宫宦官的首脑，想袭高力士故智，通过拥立取得内廷政柄。离开长安后，“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李辅国献计马嵬分兵，图谋拥立肃宗攫取权柄。富有政治野心的他认为:“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招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复存”，主张肃宗不要随玄宗入蜀，应该“分中军趋朔方，收河陇兵，图兴复。”
张良娣则是武则天式颇有政治野心的女性，也想通过拥立来分享权力。天宝五载，“太子妃既绝，良娣得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近意专合”，十年来与长期处于玄宗压制下的肃宗关系密切。其人“辩惠丰硕，巧中上旨”，事变后，“宦者李靖忠启太子请留，良娣赞成之，白于玄宗。”张良娣与李辅国联合促成了马嵬分兵，为肃宗摆脱控制自立称帝创造了条件。因为二人都企图借拥立肃宗称帝之机分享权力，所以“遂定计北趋灵武。”
“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随行亲兵护卫由广平王和建宁王统领。将发马嵬驿时，第三子建宁王以百姓乞留太子为借口，建议分兵前往河西，积蓄力量以图兴复。“广平王亦赞成之，于是令李辅国奏闻。玄宗欣然听纳，乃分从官、士卒以遗之。”建宁王李倓与李辅国联合迫使玄宗马嵬分兵，为肃宗自立创造了机会。这应该也出于太子授意，但后来为维护肃宗和代宗的权威，才将分兵自立这种悖逆玄宗的阴谋归于已被张良娣谄害而死的李倓。
李倓“英毅有才略”，分兵后也建议北上朔方。提出的理由为:“殿下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二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但在马嵬分兵时却表态:“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边防将卒，不下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心腹，计之上也。”
这样便出现了朔方与河西两种建议。黄永年先生认为李倓在当时主张“暂往河西，收拾戎马”，并非如《资治通鉴》所说要前往朔方，同时认为《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全非事实，不足凭信。两《唐书》李倓本传都只记载“河西”之议，惟独《资治通鉴》有“河西”和“朔方”之议。可能河西之议只是对唐玄宗的麻痹，并非本意，而朔方才是真实意图。结合当时实际，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在尚不知事变的情况下，何以能建议肃宗前往朔方?而且朔方与裴冕“衣冠名族”全无关系，应该是出于事后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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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肃宗分兵自立之谋实出于李辅国和张良娣，并非玄宗本意。建宁王李倓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唐肃宗本人的想法更为重要。
“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从开元二十六年被立为太子到天宝十五年的二十年间不断受到父皇唐玄宗的压制与打击。“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绩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谮谋不利，为患久之。”表面看来是李林甫与杨国忠对太子的不满，但若没有玄宗的默认与纵容，他们也不敢对太子下手。陈寅恪先生认为，“其(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所以，肃宗不愿继续受玄宗控制而想有所作为，在两京丢失、社稷不稳的局面下，如果自己能够平叛收京，便可极大提升威信，从而为自立称帝奠定基础。
因此，从马嵬驿出发后，肃宗就开始积极整合力量。“上号令水滨百姓，归者三千余人。渭水可涉，又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众多伤。乃收其余众北上。……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两千人……己亥，至安定郡，斩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珏，以其弃郡也。庚子，至乌氏驿，彭原太守李遵谒见，率兵士奉迎，仍进衣服粮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马以助军。辛丑，至平凉郡，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肃宗通过招募兵士扩充实力，严惩逃兵招揽人心，掌握一定实力后便开始寻找避难兴复基地。
当时，李辅国和张良娣主张北上朔方，李倓主张河西或朔方，肃宗因悬而未决逗留于平凉郡。其实，这里正是前往朔方和河西的岔路所在。“原州(平凉郡)正当北上灵州、西赴凉州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重要。'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实北面之险。'重关险阻，外控河陇，内拱一城，故此州自昔为西北军事重镇。……原州北出萧关(新关)可到灵武，……由州西北行可至凉州。”
当时，河西与朔方都可作为避难兴复基地，现分别来看当时两地实力:
地名 兵马数量 资料来源 户口数量 资料来源 朔方 64700人 13000匹 《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朔方节度使
11456户 53163口 《新唐书》卷37《地理一》灵州灵武郡
河西 73000人 19400匹 《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河西节度使
22462户 120281口 《新唐书》卷40《地理四》凉州武威郡
表中所列朔方地区马匹数量，《旧唐书》卷38《地理一》“朔方节度使”记作“马四千三百匹”，但据其所领各军府马匹数相加，为一万三千匹，怀疑脱漏“万”字。《通典》卷172《州郡二》的校勘记也认为“《旧唐书》卷38《地理一》无'万'字”。
《新唐书·地理志》和《旧唐书·地理志》都记载天宝户数，若按旧志“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来看，新志所载户数应为天宝十一载的，所以现统一使用新志。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表中各地兵马数量由于乱后东调勤王等原因可能会有所出入，但实力对比基本不会有所变化。
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与陇右节度使一起牵制吐蕃，“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路一千六百里。”据《唐代交通图考》考证，“此'北'为'南'之讹，取秦州路者，经兰、临、渭、秦、陇五州及凤翔府至长安者。'皋'为'乌'之讹，里数亦夺误。乌兰路者，……路经乌兰关及会、原、泾、邠四州至长安行程约一千八百里。两道皆置驿。”以关中为根据地、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朝一向视河西为肘腋、强兵足食之本，有“河西者，中国之心腹”之谓。作为河西节度使治所，北临突厥，南连羌戎，长期担任防御西北游牧民族的任务，驻有重兵。“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东以朔方节度使为前锋，西以伊西、北庭节度使为后盾，南有祁连山防范吐蕃。其地“跨越边塞，保险阻，定畜牧”，广开屯田，马牧兴盛。因处丝路要道而成为著名贸易中转站，经济比较发达。开元初年“秦陇之西，户口寡少”，天宝时号称“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但凉州过于遥远，而且“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群情不安。东调的西北军领袖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将领态度不明。传闻溃败的“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军情不稳。河西、陇右主力东调平叛使河西边防空虚，给长期对河陇地区虎视眈眈的吐蕃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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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与河东配合防御北狄，“东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有三条驿道通往长安。作为朔方节度使治所的灵州，为“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御猃狁”，号称“士马强盛，甲于诸侯，……实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也。”作为“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咽喉”，“贺兰山环于西北，黄河绕其东南，地险固，田肥美，屹为要会。”以黄河和贺兰山为依托，北由三受降城防御，便于北连回纥，南出萧关沿回中道可直抵关中。萧关“襟带西凉，咽喉灵武”，与木峡、驿藏等关隘可供防御。
遍布陇右的四使、诸监和八马坊，蓄养了大量马匹。可每年采盐一万四千余石的胡落池、出产桃花盐的红桃盐池等，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出产地。灵州完备的灌溉设施可浇灌境内数万亩良田，“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二”，朔方一地就占244屯，军粮储备可观。安史之乱爆发后，朔方军只作为偏师在振武和井陉一带阻击叛军，损失较小，军事建制比较完整。当时可用的军事力量只有西北边军，河西、陇右军团的溃败使朔方军成为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这对谋求兴复的唐肃宗来说意义非凡。
但因为没有正面抗击叛军，朔方军的真实实力还不清楚。安禄山的党羽安思顺天宝十四年还兼任朔方节度使，虽然十一月已经换为郭子仪，该地将领是否拥护中央还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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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肃宗北上朔方的决定性因素是朔方军将领态度的明确。“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时为朔方留后)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铁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取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铁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召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赉复平凉。”李涵“敷奏明辨，动合事机，肃宗大悦”。当杜鸿渐得知肃宗已经北上，亲自“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军士”，迎其前往朔方。“是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阙，遇上于平凉，亦劝上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河西地区也明确支持肃宗以朔方为兴复基地。
为坚定肃宗对朔方的信心，杜鸿渐进行了一番分析:“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入，则逆胡不足灭也。”虽然其中关于回纥、吐蕃的描述有违事实，但其希望肃宗前往朔方的强烈愿望溢于言表。所以王夫之批评“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朔方军是当时唯一可以对抗叛军的军事力量，他们企图通过拥立太子称帝来建拥戴大功，借助朔方军平叛来分享胜利果实。
尽管杜鸿渐等人明确表达了愿拥戴肃宗之意，但心存狐疑的肃宗还是有所迟疑。北上途中，“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就是丰安军，位于“灵武郡西黄河外一百八十余里，万岁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从事变后高力士代宣的口敕中也可见此端倪:“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玄宗对所谓西戎(吐蕃)、北狄(回纥)厚抚的程度无法与安禄山相比，况且二者更长期是唐朝在边境战争的主要对手，此时竟让太子前去投靠，却绝口不提朔方军，只能说明玄宗对朔方军已毫无信任可言。唐肃宗也是半信半疑。六胡州地区自康待宾叛乱以来一直不稳定，肃宗也怕其与叛军相互勾结，人心不稳。果然，依附于安禄山的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两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存在隐患。
紧急的形势迫使肃宗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避难兴复基地，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早日摆脱玄宗的控制。经过权衡利弊，采纳了李辅国等人的建议，在朔方诸将的拥戴下，肃宗最终选择了朔方作为避难兴复基地，以便为自立称帝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