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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朝廷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当然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消息一出，震撼世界。当天，英国公使朱迩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
庆亲王保证，朝廷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2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呼风唤雨的盛宣怀黯然发现，自己终于走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曾经在官商两界的左右逢源，成了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得罪既得利益者
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政治高手，盛宣怀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是，绝对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大清朝廷，唯一的错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浑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
显然，这样的“革命右军”肯定不是“被代表”了的“人民”之一。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贫困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高级干部身上。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改取销”。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然而，晋惠帝是为了躲避权臣而装疯卖傻，这位御史莫非是为了扳倒权臣也在装疯卖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
穷途末路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
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自然可以当做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在操控之下，议会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
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
当日（10月25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盛宣怀“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1000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朝廷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任何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中央，一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而至于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稽勋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双开”的处罚是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迩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迩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都督府成立，新政权就赶紧将盛家的财产查抄，革命的钱包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后来，盛宣怀也学乖了，赶紧热心赞助革命。盛宣怀主动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
“走狗”与“狡兔”，最终是怀着不同的梦想，躺到了同一张秀才娘子的宁式大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