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也“心有余悸”，甚至可能“被挤出广东”，但他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毅然决然坚持冒险去做。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最大特点，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而广东的改革开放是和习仲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仲勋的认真负责、积极探索和勇于担当，催生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可能就没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严峻时刻，履职广东
1978年4月，蒙冤受害16年、复出不及两个月的习仲勋匆匆赶赴广州市，主政广东。其时，广东省的形势复杂而严峻。
第一，经济状况不良。农业发展低于全国平均速度，全省五分之一人数的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贫穷饥饿引发“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城市设施欠账很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焦虑地说：“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第二，贫穷及其和香港的巨大差异，引发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仅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同期遣返的33000多人)。由于大量劳动力外逃，9万亩耕地抛荒，使低迷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成为困扰广东的重大问题。同时，偷渡引起香港当局的严重关切和交涉。
第三，积案甚多。文革十年浩劫，全省超过11万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原有干部总数的15%)，其中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640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4.5%);2.8万多名干部被强制退职退休、插队落户，10.7万人被以“战备疏散”名义赶出城镇;还有以所谓“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另外，在文革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牵涉面多人广。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
第四，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很多，左顾右盼”：一是心有余悸，害怕出错，因此工作缩手缩脚，觉得少做一点好，做多了容易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