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1954年2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1966年3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30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
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3月4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1963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