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国庆节后，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我这个“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我党中央对当时苏联方面的真正意图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中苏两国总理的“九月会晤”已对中苏之间展开关于维持边界现状谈判的具体日期和双方代表团的组织级别取得了共识，但谁都不能不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以库兹涅佐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之日，说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动手之时。
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时间已经确定为1969年10月20日。10月20日，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感到吉凶难卜的一天。
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把形势估计得这么严重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谁也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当作儿戏。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0月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聂荣臻去了河北省邯郸。叶剑英去了长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未雨绸缪，无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
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
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
“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