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出于自身需要，他决定迈出实质性步子，加快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俄（苏）关系
说起中俄关系，一些词自然而然地会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老大哥”、“一边倒”、“苏修”（苏联修正主义）、“苏联霸权主义”、“战略协作伙伴”……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折射出大半个世纪中俄（苏）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恩恩怨怨。
“苏修”比“美帝”还要坏
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去过一次苏联：1965年，我随文化部代表团去瑞士、东德、西德、英国路过莫斯科。行前领导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提高对“苏修”的认识和警惕，要经得起考验。当时中国人普遍把“苏修”看得比“美帝”还要坏。
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客机，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加油，然后继续飞往莫斯科。一到莫斯科，感到气氛紧张，我们住在中国驻苏使馆的招待所，使馆门口有苏联特务在监视。我利用在莫斯科转机的一天空闲，去拜谒列宁墓，还去了无名烈士墓、卓娅和舒拉的墓以及青年近卫军战士古丽娅的墓，都与小时候崇敬的苏联英雄人物有关。老实说，我第一次苏联之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莫斯科人总体上比较文明，有礼貌，爱清洁。街上的行人比较稀少，人们的衣着简朴实用，大多是皮帽、大衣、长袜、长筒靴。可出差回国后，想到出国前领导的叮嘱，想到自己是个正申请入党的共青团员，得高标准地挑“苏修”的毛病，就在思想汇报里认真写道：苏联确实“变修”了，大街上没看到任何革命口号，不像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大团结”这样的标语，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像和列宁像，苏联的年轻人穿得很怪，女孩子头发梳得高高的……
中苏对抗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也间接促成中美关系的缓和。
勃列日涅夫“羞羞答答”发信号
到80年代初，美苏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苏关系正常化提上日程。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羞羞答答”地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字里行间的意思，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适当反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了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我担任英文翻译。
钱其琛发布了一个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几个月后，升任副外长的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开始在北京、莫斯科两地之间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这一磋商历时6年，共举行了12轮，到1988年钱外长访苏时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当时，小平同志决定，中苏关系要有一个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又必须是有原则的，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30年后中国外长首次访苏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出于自身需要，他决定迈出实质性步子，加快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二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了一次耐人寻味的外交政策演说。国际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选择在与中国近在咫尺的海参崴讲话，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有些新东西。
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四国，我担任代表团的发言人。胡耀邦同志在回答记者有关苏联改革和中苏关系的提问时说：改革总是好的，但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改革和它的对外政策不协调。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好的愿望，如果有实际行动就更好了。我们赞成会晤，只是不赞成为会晤而会晤。如果不承认、不消除“三大障碍”，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了游山玩水吗？
慢慢地，苏联方面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成为1957年以后第一位正式访苏的中国外长。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有幸陪同，见证历史。同行的有苏欧司司长戴秉国、亚洲司副司长张青等。
去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把钱外长叫到家里，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在北京机场，钱外长发表简短谈话：在过去几十年的中苏关系中，有过友好相处和交往的岁月，也有过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时期；我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谋求通过坦诚、认真的讨论，增加相互了解，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主动承认错误
钱外长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谈得不错，苏联方面答应逐步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2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外长。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错误，在中苏关系史上，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会见后，戈尔巴乔夫积极评价中国外长的这次访问，说“中苏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晚上，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会谈的情况。钱外长睡不着，就找戴秉国、张青和我聊天。我们住的是苏联外交部在柯西金大街上的招待所。为防止窃听，我们几个穿上棉大衣，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边溜达边讨论钱外长提出的问题：怎么看待这次访问？怎么看待苏联方面消除“三大障碍”的态度？问题算不算解决了？
秉国和我都认为，苏联人的承诺是有意义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基本成熟。我说，外交上的事情没有多少是干净利索、一步到位的。钱外长一直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自己一言未发……
12月4日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后，钱外长直接去小平同志家汇报。没多久，我们正式邀请戈尔巴乔夫第二年访华。说不尽的外交 李肇星 著 中信出版社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国外交部长钱其深应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飞抵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因为这次访问是在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疏远和对抗之后,是195了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