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张英华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的审查。”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
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1929年以前的历史。
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志亚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
“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