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姜鸣谈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作者：黄晓峰，原载于：《东方早报》2014年4月20日第B02版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中的洋务派人士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推行了很多现代化的举措，期待中国“先睡后醒”，求强求富，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请您先谈谈中国“睡狮”和“先睡后醒”的情况。
姜鸣：我们知道，“睡狮”的提法来源于拿破仑。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他抵达天津口外时，嘉庆皇帝告诉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后来他又因跪拜礼仪而与中方纠缠许久，不被待见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归途。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他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七十年后，1887年，刚从驻英公使任上卸职，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奋发图强和谋求国家和平的正义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纪泽同样使用了睡觉的概念。他说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亦有一息待尽。欧洲人认为中国衰微终至败亡，其实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