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上路了。
战后，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东史郎的家里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还被起诉，东京地方法院竟判东史郎败诉，公开登报道歉，并向日记涉及的西本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
面对人身威胁，东史郎及其家属不为所动。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灾难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
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4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
1998年3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一个美国女人的血泪控诉
1937年12月，在南京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一位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抢救出上万名中国人，使成百上千的中国女性逃出日寇虎口免遭凌辱。她被蛮横的日军辱骂乃至殴打，却生死无惧地挡在难民栖身的学校大门前，怒喝：“你们不许胡来，这是美国学校！ ”。她的名字叫明妮·魏特琳，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教育学院主任。 1940年5月19日，长期操劳的魏特琳得了精神忧郁症，不得不离开了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
在美国治疗期间，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 ”“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她去世后，墓碑上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