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做县令，只做师爷，以致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