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存在，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观点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 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这样提，或许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种提法在党校学员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另外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 4月2日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是胡耀邦决定把他调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发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说来也是巧合，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因此他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正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差不多写完了的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写成一篇。”
当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独立的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着必然性。”
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