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前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领导人，在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及稍前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当时被林彪、“四人帮”诬称的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