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份伪造的“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国；三十年后，涉案人员现身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件令他们付出了青春、爱情、家庭等惨痛代价的“总理遗言”案？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一书以纪实的手法，对三十年前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进行了追忆和记述，作者根据亲身经历以及对史料的抢救和挖掘，分析破译了那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谜团，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了事件真相，尽述了那个时代这一案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
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
当我哥哥袁中伟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9时30分，“四人帮”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从厂宿舍被带走。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母亲没有睡觉，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坐着等我姐姐回家。两个公安人员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说了一些话。事隔三十年，我已记不清文件的具体内容和他们说的原话，但有两个关键词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是“总理遗言”；一个是“保护性审查”。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同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此案件还牵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学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的院长；阿斗的父亲，浙江省某厅局的一位领导；阿斗的母亲，浙江大学的一位处长；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签字。我哥问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说：你知道“总理遗言”吗?我哥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说：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之后，他们在市公安局的贵宾接待室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我哥后来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