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与此同时，《科研十四条》也被制定，其中鼓励科研人员“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并强调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条》被制定，其中说：“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了《文艺八条》，其中强调了“双百方针”，强调了“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
1961年9月，《工业七十条》也颁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谓“七千人大会”开幕。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薄一波曾特意写到会议期间的“一个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果然做了“检讨”：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等于是承认“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应由自己负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的确是极不容易的。对此，薄一波评说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