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作者写道：“我的三叔邓蜀平，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一点革命的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
短短几句话，便交待了其三叔的全部人生。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其三叔流露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感情。但是，由于作者对其三叔并不十分了解，他们之间甚至根本没有晤过面，因此作者的有些提法不免有失客观。比如，说邓蜀平一直是在六枝工作，就不够准确。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与邓蜀平共过事的人都将难以完全揭开那段尘封的往事，别说邓蜀平到贵州时才半岁的毛毛。
邓蜀平及其妻谢全碧（现在成都安度晚年）是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贵州来的。最初是在普安县青山镇（曾出土过西汉以前的空首一字格青铜宝剑等具有显著的夜郎风格的文物千余件），担任共和国第一任镇长，接着调到县财政科（局）当科（局）长；谢全碧则先后出任过县卫生局副局长、盘水区副区长等职，直到十年后调离普安。之后，邓蜀平曾是安顺市财政局局长、六枝市副市长、贵阳市南明区副区长（未到任）等。“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揪斗饮恨而死。“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说曾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篇抒情言志的手稿，里面有“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语句。当时，其兄长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的第二大走资派打倒，从而使他在感到大厦将倾的恐怖中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慨叹。邓蜀平现葬于六枝特区桃花公园。
毛毛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也不清楚，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世纪伟人邓小平的胞弟，曾在被国务院确定为贫困县的普安这个偏远闭塞、贫穷落后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了近十年。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邓蜀平当年的足迹，去领略一下一个特殊的普通人业已尘封的历史。
2．邓氏家族
要较为全面的了解邓蜀平，不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常言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非常人物的诞生和成长，都与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紧密地联系着。如果不是中国近现代那段特殊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邓蜀平的父亲当县团练局长时，与土匪头子郑某结下冤仇，后来郑某接受招降并当了师长，迫使其父亲逃到重庆避难，从而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回事，并把邓小平从乡下找来送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那么，恐怕邓小平所走的将是另外的人生之路，人们也就不会看到，在人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天空，有一颗璀璨的星星，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邓蜀平共有兄弟四人，即大哥邓小平，二哥邓垦，四弟邓先清。他和两个哥哥系一母所生，只有四弟是继母萧氏所生。邓小平在15岁左右离开协兴，先在重庆，后去法国，此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不久，邓垦也到外地读书求学，继而投身革命。邓蜀平年纪稍长，因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也坐不住了，一心要出门闯天下。但是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父亲的安排里，他是邓家房屋财产的继承人和家族势力的支撑者。然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新生事物和革新思潮不断地在向年轻一代发出召唤。在一个春天的夜里，邓蜀平瞒着家人不辞而别，他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打算与旧体制决裂。气愤的父亲为了找回他，导致病情恶化客死异乡。辗转得到消息的邓蜀平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家吊丧并安埋父亲。这时，父母和继母萧氏都已不在人世，家里只有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和一群年幼的弟妹，已经成年的他成了家里惟一可以执掌家事的男丁，诺大的家业和一家老小的衣食温饱责无旁贷地落到他的头上。他万般无奈之际，只好丢掉所有的幻想，安守本分。
在家乡，邓蜀平凭藉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曾经当过广安县的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等职。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心里随时在萌动着鼎新革故的思想，并因此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给当地的热血青年写介绍信，推荐到延安找其兄长邓小平，使不少人得以投身革命。解放前夕，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的家属，邓蜀平也未能幸免。为了避难，他躲到奉节一带，改名邓徐初。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但因他不逼租债，不放高利贷和不杀人越货，相反，还设身处地为穷苦农民着想，遇到灾年歉收，还给租佃户减免赋税。因此在肃反、反右、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普安县审干办肃反前受县委委派到广安调查，得到的结论是：邓蜀平是地主出身，但是属于开明地主。
3．背井离乡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