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扶摇直上，由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迅速成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2年，红极一时的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有更重要的职位在等待他。刚到北京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奉中央之命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老谋深算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读书，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徐景贤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王洪文约朱永嘉第二天带了《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成员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徐景贤的办公室，和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徐景贤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听了一遍，就似乎有些明白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