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博览》2005年第4、5、7期刊发的《王力沉浮录》、《关锋沉浮录》和《戚本禹沉浮录》，若干描述有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特对其中几点作些补正。
(一)《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
事实不是这样。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到云南、四川、贵州去，要他们找当地的军队和两派，就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谢富治、王力去西南时，随行的有空军政委余立金，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几个红卫兵。同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想就地解决武汉的问题。但毛泽东只是说天太热，想去武汉游泳。说：“天下之水，莫好于长江，长江之水莫好于武昌。”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7月13日晚，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打电话(当时他和王力都在成都)，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关于这件事情，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他因为毛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想去武汉，他给在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回答：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这个情节，关锋跟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就这样，谢富治、王力于14日中午到达武汉。
(二)《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这里叙述的时间和情节都有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即“请假检讨”，不是26日晚上，而是30日晚上；也不是中央警卫局的战士把王力、关锋带走，而是由戚本禹把王力、关锋由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楼)送到离十六号楼不远的钓鱼台二号楼。在送王力、关锋去二号楼前，戚本禹到中央文革办事组，让办事组的人，给王力、关锋各准备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及纸和笔，但没对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二号楼干什么——这在当时是秘密的。
(三)《王力沉浮录》和《关锋沉浮录》都说到“戚本禹停职写检查”的事，也与实际不符。在1967年8月30日宣布王力、关锋“请假检讨”的时候，并没有同时宣布“戚本禹停职写检查”；戚本禹被抛出来，或者说被抓，是在1968年1月。1967年10月1日国庆时，戚本禹还作为中央各方面负责人的成员之一上了天安门(见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在王力、关锋被抛出，即“出事”后，戚本禹作过一个检查。其目的，大概是他表示要和王力、关锋划清界限。但《戚本禹沉浮录》说，王力、关锋出事后，戚本禹强烈地批判王力、关锋，说他们是“野心家”，把三个人一起干的坏事，都往王力、关锋身上推。还说戚本禹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据我们了解，戚本禹没有写过这样的材料，也没见和听说他有过王力、关锋是“野心家”之类的发言。在“文革”中，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关锋、戚本禹)关系密切。按照戚本禹当时私下的说法，王力、关锋出了事，他“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戚本禹作检讨，是指他1967年9月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不知道是谁叫他写的，很可能是他主动写的。在这封信中，戚本禹除讲王力、关锋犯的错误及其思想根源外，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这份检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有摘录，可以查阅。
对戚本禹这封信，毛泽东在1967年9月7日作了如下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九月七日
(四)《戚本禹沉浮录》说，1966年5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停职反省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管政治秘书室，“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又说：“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