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片段：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
杨振宁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这项成果一直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它像“两弹一星”一样，证明了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仍可在尖端科研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一决高下，甚至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中国人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简直可以用“擦肩而过”来形容。对于未能获奖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弹指之间，40个年头过去了。回眸当初，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也开始得到澄清。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酝酿合作。为了避免上次的教训，他们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不搞‘我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陆德培、李崇熙、施溥涛、季爱雪和叶蕴华等五位教师（后来又增添了研究生汤卡罗）奔赴上海，开始和有机所的汪猷、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钱瑞卿等不分彼此的协作。他们共同负责胰岛素A链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在钮经义、龚岳亭等人继续合成胰岛素B链的同时，拆、合小组仍在为提高重组活性而努力。
他们于1964年8月、1965年5月先后拿到了B链和A链。1965年年中，当A链积累到100毫克（此时B链已积累到了5克）时，杜雨苍等人开始做全合成实验。出人意料的是，注射了合成产物的小白鼠并没有因惊厥反应而跳起来。
对所剩不多的A链视如生命的有机所所长汪猷拒绝再提供A链，认为不是B链就是杜雨苍的结合方法有问题。生化所当然不同意这种判断，双方争论了起来，争论逐渐升级，大家拍桌子，丢电话，连电话机也给摔碎了。如此争吵，逼着杜雨苍经过多次模拟实验，创造出了两次抽提、两次冻干法。汪猷这才又给了他60毫克A链。
1965年9月3日，杜雨苍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并把产物放在冰箱里冷冻了14天。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汇聚到了生化所。这次会不会成功呢？
当杜雨苍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出来，手中高举着滴管，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30多年后，已八十高龄的邹承鲁先生依然饱含激情地回忆道。
经过6年零9个月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行了严格的鉴定会。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可能很快会拿到结晶，非常想抢先发表全合成论文，但以汪猷为首的一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最后结论只是说“可以认为已经通过人工全合成获得了结晶牛胰岛素”，会后也只是发表了一份简报。
杜雨苍、钮经义、汪猷等人接着又争分夺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产物，并对其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检测。在一切能获得的检测数据都齐备后，他们以集体的名义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别用中、英文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结果。在此期间，借赴华沙参加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机会，龚岳亭、邹承鲁、王应睐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果。
他们的论文和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J．C．Kendrew）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还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参观。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国，并发表评论：“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家确切地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是后来的事。1972年，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在当时全盘否定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等的左倾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委婉地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
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9月，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