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丁汝昌殉国前后，北洋水师发起了一次罕为人知却异常悲壮的反击。
他们，本来不是海军，他们是丁汝昌的“亲兵”，是从安徽故乡追随老提督南征北战的淮军老底子。在北洋水师中，他们充任陆战队和宪兵队的角色。在北洋水师覆灭之际，这些丁汝昌的子弟兵、淮军最后的种子乘坐小船发动了对日军的突袭。他们登陆的地点接近已被日军占领的龙庙嘴炮台，在那里发起了一次自杀性冲锋。
在日本1895 年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记录了这支只有约两百人的小部队最后的战斗。 “敌军拚死前进”，一度打得日军混乱败退，一名中国战士翻墙跳进了日军的师团部指挥所。但终因寡不敌众，这支陆战队终于渐渐不支，残余人员被压制到了海边。“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自杀死去……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海岸上积尸累累，不可胜数。有的敌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二十间(1 间约合1.8 米)平方的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绚烂”。
这次战斗在世纪之交得到了证明。威海在房地产建设时开发龙庙嘴，挖开海滩后，下面发现了很多人骨和锈蚀的枪械。这些应该就是丁汝昌亲兵最后的遗迹。
他们是追随着丁汝昌走出大山的，当丁汝昌选择以身殉国的时候，按照当时的道德，他们做出的选择和一般军人不一样--作为亲兵他们也要与自己的恩主同难。
还有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便是他们的妻子。
这些妻子们死亡的时间，显示当本村男儿们的灵柩到达故乡后，她们做出了老淮军妻子传统的选择--自杀殉夫。
这里，是作家冰心幼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她一家曾极度惊惧的地方。甲午战争后，海军军官的大量伤亡导致有“近代海军军官摇篮”之称的福州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整个福州城内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声震天。家人惊恐地发现，冰心的母亲暗中藏起了一块鸦片，一旦得到其夫--时任北洋海军装甲巡洋舰来远号大副谢葆璋阵亡的消息就立刻自尽。
无人可以劝阻她。
幸亏谢葆璋历经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都侥幸生还，否则，冰心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此改写了。
中国女性外表文弱，内心坚定，她们若是决心已下，无人可以劝阻。汪郎中村自尽殉夫的妻子们之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时年45 岁。如今，两人的合葬墓在安徽无为县严桥镇仍可找到。
今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陈旧的陋习，但放在那个时代，却有其特殊的令人感动之处。
即便是在礼教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以死殉夫在民间也是非常罕见的。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妻子的做法是赡养年迈的公婆、抚养年幼的儿女。但老淮军的妻子们不一样。
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背景下，清朝军人的地位不高，参军并非一件光荣的事情。安徽本是贫苦之地，两淮子弟因此和古代秦兵一样耐苦战，不畏死，参军常常是丈夫们为了一家人生活选择的不归之路。北洋水师工资待遇相对较高，家里有一人参加海军，便一家人吃穿不愁，岁岁小康，甚至可以惠及乡里。海军家属平素里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远高于周围的农民邻居，但这是丈夫用生命换来的。这是一种改变家族命运的努力，故此老淮军传统以战死沙场为吉利，丈夫为家国殒身，是宗族认为的光荣之举，宗族会为其赡养后人。中国自古崇尚夫妻同命，没有了后顾之忧，为了不让亡夫在黄泉路上走得寂寞，淮军军人的妻子往往而以身相陪，这种“殉夫”似乎用“殉情”形容更加贴切。
北洋军官与英国恋人：哀伤的浪漫
2012 年5 月14 日，纽卡斯尔细雨霏霏。一名邓姓的中国记者来到这座古城郊外的圣约翰墓地。
根据记载，1881 年奉命来英国接舰回国的两名北洋水师士兵，便被安葬于此。但真的到了这里，极目四望，千万块墓碑星罗棋布，却令人无从查起。正在惆怅之时，一位带着狗的英国游人热心相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中国记者问道：你知道这里有中国士兵(Chinese Solider)的墓吗？在哪里？
那个英国人茫然片刻，耸耸肩摇头以对。但就在他准备离开失望的老邓转身而去时，又忽然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要找的，是不是……中国水手(Chinese S)的墓？
这位中国记者忽然意识到，在英国人的眼里，“水手”可能是对这些埋骨异乡的中国人最贴切的形容。
1881 年，北洋水师军官池仲佑离开这里的时候，和他的英国恋人意腻便是在这里分手的。依依惜别间请她代为照顾那些中国水兵的坟墓。英国的女孩子答应了。“许余他日过袁、顾墓为栽花，盖英俗礼拜日女士多往墓上栽花，善举也。”
第二天，军舰启航，意腻来到码头，送行时带来了两件礼物。
“意腻自制香糕，罩以雪糖，作船名及余名，冠以吉祥语。又知余家有母，自制食物一瓶，书送慈亲，嘱余转奉，闻者犹感之，况余身受者乎？”这是1881 年8 月8 日，北洋水师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离开纽卡斯尔的前夜，清朝海军军官池仲佑记录下与他的英国女友意腻最后见面的情景。
如果我们还原这一场景，这个场面颇有几分浪漫。意腻那个自制的罩着雪糖的香糕，上面能够用蜜糖写出“超勇号”的船名和祝福的词句，只要稍作推理，便可以猜出它的真实身份。这应该是一种大家今天颇为熟识的美味了，那就是--奶油蛋糕。而她“自制食物一瓶”，从流传下来的文献看还有更多细节--这是一种烤硬的小甜饼，被意腻放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玻璃瓶中，交给了池仲佑。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最早被带回中国的一批曲奇饼了。
自此，两人天各一方，终生再未得相见。
一如超勇号和扬威号，这两艘堪称大不列颠船舶工业骄傲的战舰，自此踏上远赴东方的征程，直到十四年后双双战沉在大东沟的血战中，再也不曾回过纽卡斯尔的故乡。
对池仲佑来说，这次起航有着带一点哀伤的浪漫，他在日记中慨然叹道：“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
而浪漫背后，却仿佛可以听到一丝文化碰撞的回声。
作为一个出生于英格兰大海之滨的少女，意腻也许早就对这样的结局有着预感--世界上的水手，在爱情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靠谱的，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她的两件小礼物折射着海洋文化独特的潜台词，蛋糕是给池仲佑和他的朋友们分享的--你如果接纳了一个水手，就等于接纳了一群。他们永远是不分彼此的兄弟。而曲奇饼装在密封的玻璃瓶中，是航海的人一种精心而传统的做法，可以防止礼物在漫长的旅途中受潮变质。
北洋水师接回的不仅是巡洋舰，更带来了近距离接触近代工业文明后，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他们是第一代正视中西方差异的人，他们审视的结果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正如中国第一个留法博士马建忠所言：“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
时间进入21 世纪，留学生李玉生来到纽卡斯尔的圣约翰墓地，发现墓碑宛在。寻访中，才知道意腻以后嫁了人，却一生信守了那个“在中国水兵墓上种一些花”的诺言。根据记载，意腻当年为中国水兵们种的花，是一种黄色的花，它的含义是“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
中国记者最终找到了这些中国水手的墓地。他惊讶地发现，黑色的大理石碑面依然漆黑，墓碑下面，一丛黄花开得正艳。
也许，这是英国女子在另一个世界里向我们这些中国人传来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她信守了
那个百年的约定。
直到21 世纪， 这个约定，才被我们知道。
而那黄色的小花，仿佛，便是百二十年后，那支消失在大洋中的中国舰队，那些Chinese S 们向我们传达的最温馨的问候与期待。
“汉奸”李鸿章：是千古罪人还是忍辱负重？
日本马关春帆楼，一个以烹饪河豚著称的地方。1895 年，李鸿章在这里不得不痛苦地吞下了比河豚还要恶毒的《马关条约》。
应该说，李鸿章在马关，于谈判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忽而扮人，忽而扮鬼，施展了相当出色的技巧。在满朝文武无人肯到日本谈判的情况下，李鸿章虽然对清廷给予自己“割地”的权力意味着什么非常清楚，知道一生难逃“汉奸”指责 ，仍承担重任坐在了谈判桌前。有人评价，仅这一点，就比满朝口诛笔伐，却不敢赴日的清流派们了不起。要知道开战之前李鸿章并不主战，主战的此时却无人肯出来为国家负责。他坚决反对割地，反而是清流派领袖翁同龢主张忍辱负重，可以割地，条约却要他去签。
他在谈判中锱铢必较，最后到了拉下老脸与对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讨要回国旅费的地步，为国家争回了五十万两银子。
也许因为如此，日方仍“怜悯”地把他去谈判会场的路命名为“李鸿章小道”。
一代重臣被人“怜悯”，这恐怕是比杀李鸿章更大的耻辱。
但历史注定李鸿章的努力全无收效。
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被伊藤博文逼得走投无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日本并不急于谈和，它的军队正在上风，1895 年3 月建立征清大都督府，准备进攻北京。没有还手之力的恰是清廷，清廷讨论的结果是作战没有兵力，如果迁都王朝会随之瓦解。从此后谈判期间日方不肯停战来看，认为日本已经到强弩之末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情报工作。战前，日本故意提交给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八千字的谈判方案，料定汪不敢自断，必会发回国内，结果果然借此破译了清朝的密码。这一密码直到《马关条约》都没有更换，所以日方对于李鸿章所负三万万两白银的谈判底线是十分清楚。 一个令人悲哀的可幸事件意外发生了--谈判进行中，就在引接寺外，1895 年3 月24 日，日本激进刺客小山丰太郎枪击了李鸿章，引发世界各国借此介入，以达到避免日本过于做大的目的。这才迫使日本停战，并在李鸿章软磨硬泡之下减少了一亿两白银的赔偿金额。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了。几年以后，李鸿章又主持了一个更屈辱条约的签订，那就是赔款四万万两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从此成为汉奸的代名词。 邓小平在香港回归谈判中一句“我们不做李鸿章”，让不复昔日威风的大英帝国黯然低头。这个“李鸿章”，恐怕不单单是针对李中堂个人的，它代表的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屈辱。 与此同时，1895 年6 月，对李鸿章所部淮军的裁并工作全面铺开了。战败的中国不但没有重整军备，反而将盛军、仁军、庆军等部队统统裁撤。清流派终于达到了推倒北洋掌权的目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引发中国国内舆论的极大动荡，但也只能是惭而后怒，怒而后无奈。北洋水师的覆灭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余波，被国人有选择地遗忘了。只有李鸿章那张满是沧桑的老脸，留下一丝令人叹息的记忆。
1888 年，北洋水师停止购入军舰。1891 年，甚至由户部出面，以财政紧张为由，发布了禁购军火令，停止购进弹药和火炮。在中日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战争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清廷却似乎理所当然地停止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其原因冠冕堂皇--舰队已经建成了，还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禁购军火令，首先是党争的产物。
提出禁令的人是李鸿章的政敌，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便要反对。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斗争构成了清末官场的政治生态，朝堂上的派系之争宿命地影响了一支舰队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但官员等不以为非，因为在有些中国人眼里，内斗总比对抗外敌更加重要……令我们纠结的是，今天依靠传统的观念，内斗的双方很难被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甲午战争中，坐视北洋水师覆灭，按兵不救却忙于弹劾的清流巨头、山东巡抚李秉衡，在这场战争中有着重要的负面责任，但他又是庚子事变中以身殉国的英雄。
我们能把战争的失利单纯归结为官僚和统治者的昏聩吗？
党争是一个问题，更要命的是见识。
李鸿章于1870 年开始规划北洋舰队，最初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固守海疆”的层面。然而随着日本的强盛，日本的数次挑衅使李鸿章对北洋舰队的定位也有所转变。但现代海军是一个需要大量长期投入的军种，国家需要看到这种投入的回报。当时朝野上下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海军的真正价值所在，建设海军的目标仅仅是海防。一旦海上风平浪静，对海军的投资便戛然而止。
从慈禧到光绪，没有一个清廷的掌门人知道，直到今天，海军一艘军舰维持使用的支出，仍然要比购买的费用高得多。海防，是一个需要持续投资的工程。
历史面对甲午真正的无奈，恐怕并非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倾轧，而是帝国官僚系统对于领海主权的长期漠视。如果说李鸿章已经有了些海权思想的启蒙，在其他官僚乃至统治者的眼中则还存在着“海上辽远，我泱泱大国，无海亦可自足”的荒唐观念。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晚清的行政序列长期忽视海洋权利的维护和发展，造成了北洋水师孤掌难鸣的尴尬局面。
在甲午战争几个世纪前，为了抗击倭寇，戚继光曾在海边修了六十多个堡垒。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就守在城墙的后面。北洋水师建成后，虽然中国有了强大的舰队，军队建设的目标和理念却并没有不同。
然而，作为岛国的日本，却更能明白海洋的危险和机遇。
或许真正的悲哀在于，在中国，海洋意识的淡漠并不仅仅存在于统治者，而是全民性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明确的关于领海主权及海洋权利的内容，对之所付出的努力则更是乏善可陈。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晚清帝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更抑制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渴望。
忽视海洋，便输在海洋。
定远舰上的豪华卧房：丁汝昌睿智化解矛盾
当时中国军队不乏出色的人物。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是一个在敌军中亦颇得敬意的优秀将领，日文中“提督”即海军总司令一词，便是因丁汝昌访日时的头衔而被作为外来语引进的。
丁汝昌的旗舰，是定远号铁甲舰。
当年的定远舰被称为“远东第一巨舰”。如今停泊在威海的定远复制舰正是按照它一比一建造的。在这艘复制舰上，当年定远舰的风采依然可见一斑，连里面华丽的舱室内部装饰都没有走样。
然而，若是熟悉海军传统的人走在这艘军舰上，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到定远号上会住在哪里？
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在尾部。根据近代海军传统，一艘军舰上永远舰长最大，因此舰长有权利享受最好的舱室。哪怕是舰队司令来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丁汝昌是司令官，级别较低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理当腾房，让长官住在这最豪华的房间里。否则就是跋扈，不懂规矩。
谜题就在这里，刘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谁住在最好的房间呢？
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背后带有一点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师以刘步蟾为首的基本军官来自福建，大多曾在国外学习过专业海军技术。他们的影响使中国海军直到抗战结束都被称作“闽系海军”。而丁汝昌则是代表李鸿章“空降”而来的淮军宿将，陆军行武出身的海军将领。地域出身的不同，让“谁住定远舰最好的房间”成为一个带有权力斗争意味的符号。
刘步蟾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曾在1874 年迎击日军登陆台湾的行动中立下殊勋。因航海经验丰富，英文出色，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的资格直接上舰实习，回国后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是这支舰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北洋水师的主要将领，包括林泰曾、邓世昌、林国祥、方伯谦等，几乎都在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驾舰出击，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成功卫护国家海权的军事行动。
不过，刘步蟾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将领，甚至敢于当面顶撞李鸿章。他与有竞争关系的“洋员”关系极差，以至于死后都要承受若干同事的恶意诽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其称为北洋水师中的“张飞”。
设身处地，丁汝昌当时的处境十分微妙--如果自己逼迫刘步蟾让出最好的舱室，无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闽系军官的矛盾；如果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让观望者们认为他镇不住自己的部下，影响威望。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个房间里呢？
丁汝昌是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历史文献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达北洋水师后，自称喜欢简朴随意的生活，所以长期没有到定远舰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军舰操江号上，甚至在操江号上装设了一张罗汉床。
不动声色间化解危机，可见丁汝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