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党中央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对集中的重要地区。租界的捕探和华界的警特以及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时刻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投机分子变节叛党，卖友投敌的情况频频发生。据陈立夫回忆，1927年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成立后，“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16，000余人）”。这些叛徒的行为，使党中央许多机关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被杀害。当时，中共“六大”曾做过不完全统计：仅在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期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就多达26，000人。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是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牺牲。显然，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这股叛卖逆流，成为党中央生存的一大威胁。
邓小平也和党的其他领导干部一样，时时处在敌特和内奸的搜捕、出卖的危险之中。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邓小平和张锡瑗1928年初结婚后，有大半年时间同周恩来夫妇一起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与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与张锡瑗住楼下。在这里，邓小平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邓小平曾回忆过这段经历：当时，“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类似这样的历险邓小平还经历过许多次。
为了保证党中央机关和革命同志的安全，党中央号召党内外群众奋起，“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处以死刑。”1927年11月，周恩来领导组建的“中央特科”，即上面邓小平提到的“特科”，它是党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其职责之一，就是营救同志，镇压叛徒。
邓小平在参加党中央各种会议和一些重大决策、处理一系列具体工作的同时，也曾受命参与领导过中央特科的工作。
